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从唐代小说看科举制度下的士风
作者：阳建雄
摘 要：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代小说作为一种与科举制度关系非常密切的文学样式，也必将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的种种士林风尚，如尚狎、好漫游、爱谈奇闻、重进士第、渴望娶高门望族女等。
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代小说作为一种与科举制度关系非常密切的文学样式，也必将折射出科举制度下士子的种种士林风尚。对唐代小说中科举士风，本文从如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尚狎
唐代娼妓业十分发达，从王建和杜牧的诗中我们可见一斑。唐代娼妓最集中的地方当然要数京城长安。为求科名而从四面八方齐汇长安的读书人，在“尚无官吏宿娼条”的唐代，为了慰藉孤寂的羁旅生活，很自然会选择狎妓。值得注意的是，狎妓已不仅是唐代科举士子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已成了一种与科考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士子的风习。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以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新进士到平康坊宿妓，或春游携妓，在唐人看来不过是“风流韵事”。更有甚的是唐代进士放榜后的众宴会，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曲江宴，无不邀请妓女参加。可以说在唐代，“挟妓宴游已经成为进士登第后固定的活动，成为新进士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①。
唐代这种尚狎的士风，不仅在唐人的诗歌中有集中的反映，比如李白诗：“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白居易诗：“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等，而且也较好地体现在唐代的小说之中，比如《游仙窟》中的文士（小说里以“余”自称者）就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而自豪；《莺莺传》中的张生自称“余真好色者”，并将自己与莺莺的私情公之于众；《霍小玉传》中的陇西进士李益，以风流个性而自诩，及第后有“博求名妓”之举；《李娃传》中的郑生为了鸣珂曲中的妓女，竟可以置学业和科举于不顾，如此等等。除以上这些单篇小说外，唐代的一些小说集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孟棨《本事诗》云：“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委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又如《唐摭言》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釭斜背解鸣铛，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唐代读书人“尚狎”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二、爱谈奇闻
唐代科举士子尚谈奇闻，对此我们从唐人的小说中可以略见大概。
唐代小说对科举士子征奇话异之风进行了大量的记载，如李公佐《古岳渎经》云：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
沈亚之《异梦录》云：
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客曰：“愿备听。”
沈既济《任氏传》云：
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李复言《续玄怪录·张老》云：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大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
据以上所引材料，我们便知道：第一，唐代科举士子在聚会宴集时，自由疏放，个性张扬，往往尚谈奇闻，相互交流，以资消遣娱乐；第二，许多生动可观的唐代小说与士子们尚谈奇闻的风尚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被士子们这种尚谈奇闻的风尚所催生的。
三、好漫游
唐代国家高度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文人士子漫游成风。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唐代小说，也较多地记录了唐代文人士子这种好漫游的风气，如陈鸿《长恨歌传》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游仙游寺。
裴鉶《传奇·裴航》云：
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
李玫《纂异记·韦鲍生妓》云：
予（指韦生）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
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云：
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
李公佐《古岳渎经》云：
贞元末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
杜光庭《神仙感遇传·韦弇》云：
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
戴孚《广异记·谢二》云：
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因无所获，徘徊扬州久之。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进行列举。从唐代小说对科举士子漫游情况的记叙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唐代读书人对漫游情有独钟——或为探幽访胜，或为寻仙问道，或为会友，或为干谒，或为消除应试途中的疲乏，或为打发待选时的无聊……总之，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漫游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了社会，为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四、重进士第
唐承隋制，以科举取士，因此对唐代读书人而言，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是他们跻身仕宦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唐代的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种，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认为自“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始，常科中的进士科“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至德宗贞元时，进士开始大量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宪宗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和高级官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据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的统计，从宪宗至懿宗七朝的133个宰相中，进士出身者有104人，约占宰相总人数的78%。登进士第可以说是唐高宗以后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书人这种重进士第的心态，在唐代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如薛渔思《河东记·段何》中的段何视登进士第为平生头等大事，进士及第之前执意不娶；柳祥《潇湘录·安凤》中的安凤、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岳州》中的李俊等为中进士而“心破魂断”，大老“老死文场，亦无所恨”之志；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卢生、钟辂《前定录·豆卢署》中的豆卢署等连做梦也想进士及第；白行简《李娃传》中的荥阳生、杜光庭《仙传拾遗·薛肇》的崔宇等为求科名而勤苦修业；李伉《独异志·陈子昂》中的陈子昂为“登龙门”而弃琴赠文制造轰动效应；薛用弱《集异记·王维》中的王维、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岳州》中的李俊等为及第而向权贵请托；卢肇《逸使·牛锡庶》和《逸使·李君》篇中的读书人为了登科或行卷或行贿；佚名《玉泉子》中的杨希古和邓敞为了能在科场中“一战而霸”，或请人代写行卷作品，或停妻再娶依附豪门；更有甚者，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载，为了能登第，宇文翃竟不顾廉耻将国色之女嫁与“年逾耳顺”、“其兄谏议，叵有气焰，能为人致登第”的窦璠做继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五、渴望娶高门望族女
高宗朝宰相薛元超曾这样慨叹：“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以未能娶五姓女为遗恨，反映了唐一代读书人有以娶五姓高门女为美的心态。
何谓“五姓”？《新唐书》有说明：“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唐人习惯上以“五姓”为高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五姓”之外的各地区的显族，也成了唐人认可的高门。这些高门望族的女儿和“五姓女”一样，也成了唐代科举士子婚娶时选择的主要对象。唐代的小说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沈既济《枕中记》里的科举士子卢生，在依枕入梦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娶清河崔氏女”，不仅如此，他梦见他的五个儿子“姻媾皆天下望族”；任蕃《梦游录·樱桃青衣》里的落第举子卢生也梦见自己娶了郑氏女；皇甫氏《原化记·胡芦生》中的科举士子荥阳郑子娶了寡居的韦氏女后竟“私喜”；卢肇《逸史·窦凝》中的窦凝，为聘崔氏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妾及亲生女儿……颇有意思的是唐代科举士子渴望娶高门望族女的心态在他们与风尘女子的交往中也得到了间接的反映。纵观唐代小说，读书人异情艳遇中的女子，从姓氏家世来看，许多也是出自名门，如《游仙窟》中的崔十娘、《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李景武传》中的美人王氏、《集异记·邬涛》中的女鬼（“王氏小娘子”）等。
唐代的科举士子为什么热衷于娶高门望族女为妻呢？这首先当然与唐代社会重门第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至唐代虽已废除，但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婚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一点，唐代小说中广有记载。比如李复言《续玄怪录·张老》中园叟张老想娶韦氏女为妻，媒媪就劝阻他说：“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普通人尚且如此看重门第，更何况科举士子呢？
除了受重门第的风习影响外，唐代士子热衷于娶高门望族女为妻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攀附高门并进而博取名望和禄位。观唐代小说，贫寒的士人一旦娶了名门闺秀，与豪门望族结为亲戚，就能扯着裙带步步攀升。上文提到的皇甫氏《原化记·胡芦生》中科举士子荥阳郑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荥阳郑子为什么愿意娶寡居的韦氏女？而且娶到寡居的韦氏女之后还“私喜”？其五从姑一语道破了个中原委：“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此外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卢生、任蕃《樱桃青衣》里的落第举子等，其厚禄显爵无不是与裙带婚姻相伴而行的；《南柯太守传》中的淳于棼，也是借助自己与槐安国瑶芳的婚姻而经历了出将入相的富贵荣华历程——《原化记·胡芦生》中五从姑所谓“婚宦两全”，真可谓一点也不假。而当婚姻于仕途无补时，即便它再美满，唐代的读书人有时也会弃之不顾，比如《莺莺传》的张生就是这样。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阳建雄，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时人.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