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身体的遮蔽、疼痛与欲望
作者：杨小青
《花凋》从病重的川嫦眼中展示了两种身体，一是自己瘦弱的身体，川嫦接受诊断时脱下衣服让未婚夫章云潘看到了自己瘦削身躯时的担心：“她瘦得肋骨胯骨高高突了起来，他该怎么想？他未来的妻太使他失望了罢？”二是她未婚夫新女朋友余美增健康丰满的身体：隆冬天气，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光胳膊的稠夹袍，“她很胖，可是胖得曲折紧张”。余美增的“胖”身体是一个能体现健康欲望的、又有无限希望的空间，而川嫦的“瘦”则使她无力承受欲望，拥有希望。面对连医药费都舍不得出的父母，她不敢说出自己想活下去的欲望，甚至连求快死的欲望都无法实现。在《金锁记》中也有瘦弱和丰满的身体之间的对比。七巧年轻时有滚瓜溜圆的胳膊，年老时“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肩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身体的衰朽得以如此触目地呈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丈夫眼中“乏味的妇人”。烟鹂如白玫瑰般无个性的苍白，长得“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仅在有无间的一点波折是在那幼小的乳的尖端，和那突出的胯骨上。风迎面吹过来，衣裳朝后飞着，越显得人的单薄”，隐射她欠缺情欲的自觉，红玫瑰则是胃口好的“略微显胖了一点”的女人。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借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表达了心中的理想女性的身体是“强壮、安静、肉感……二十岁左右, 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肉感的身体才能承载“深沉的天性的骚动”，欲望的释放才能走向人的幸福完善。
现代女性小说身体性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表现、尊重和肯定，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女性反抗父权文化对女性性压抑的产物。苏青的《结婚十年》中苏怀青新婚之夜的不快，表现了女性的性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抗议了男性的侵袭和伤害。男权文化中，女性身体往往是男性欲望扩张、实现和满足的对象，女性不敢面对和张扬自己的欲望，文学表现中也缺少性与爱的身体性感受和体验，现代女性小说则把女性身体的欲望和渴求提升到了重要位置。苏青的《蛾》以飞蛾扑火大胆表现女性被遮蔽的压抑的情欲，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女主人公直接热情地喊出了女性的欲望：“我要”，比莎菲的苦闷彷徨更直接明朗，比葛微龙、曹七巧欲与物的纠缠更富有生命的激情，苏青使女性身体的欲望成为独立的存在，不再承担政治的道德的使命，充分表现出了女性不甘被动充当男性的欲望对象，以及对成为欲望主体的强烈渴望。身体的欲望中包含着不羁的生命活力，也包含着话语权力的欲望，这是通向女性诸多主体欲望的起点。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说之《鱼》以象征性的水族名称表现出了女性身体的欲望和命运，她们依凭身体欲望的召唤，虽然明白身边的男人“只是抛出一点闲适的感情”，“我知道我要的不该是你”，但依然：“不能放你出去”，“我要那温煦的慰藉”。现代女性小说塑造了众多情欲旺盛、主动大胆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依旧不能改变作为第二性的存在，但对男权文化压抑下的被封闭被禁锢的女性身体是极大的解放，也构成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劲冲击和挑战。
文学的身体性决不只有身体的单独的意义。人类文明有相当多的内容建立在对身体的怀疑和对身体的限制上：把人的感觉、身体视为物质性的存在，它迷惑牵引人的灵魂精神向下坠落。为了有效地限制欲望，就要控制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女性身体是迷惑男性身体的罪魁祸首，因此女性身体从一出生便遭遇和男性不一样的对待，《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裳裼，载弄之瓦……”“载寝之床”，“载寝之地”预示着不同性别对自己身体的不同认知，女性身体是不洁的、需要修饰的。在父权制的身体论述中，女性的身体长久一直受到社会的监控，女性的身体是体现父权文化想象的集体产物，一方面视女性为欲望的符号或压抑的符号，把女性贬为物体、商品。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又是父权社会建构主体的参照对象，在二元对立思维体系中，以女性的附属性去凸显男性的主体性。现代女性小说通过拆解颠覆传统的对女性身体的认知和思维模式，赋予女性身体以生命力，使被压制的女性重新建构和确立自我的价值、主体性和意义，并由此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获得一种崭新的人生，因此在现代女性小说中，身体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动力和起点，同时也成为了获取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有效表述方式。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重庆市社科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5—YW01
作者简介：杨小青，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① 张京嫒：《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1923页—第204页。
② 《回忆潘汉年同志》，《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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