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集结号》的英雄主义情结

作者：徐卫卫

　　当冯小刚尝试着用不同的现代电影符号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趣味时，我们仍能从中听到传统文化强势话语发出的声音。刚正不阿的正义感，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可杀而不可辱的英雄气概，构成了儒家理想人格与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以谷子地为代表的平民英雄，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但无一例外由内而外地表现出了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气节”，张扬的是浩然之正气，恪守的是做人之正道，由此抵达了有气有节的理想道德之境界。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价值体系下诞生的是巴顿将军，而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站起的则是谷子地率领的九连群像。哪怕谷子地是在孤军奋战，掩埋于煤山之下的九连群体的真实存在依然可以成为支撑谷子地独立前行的精神支柱。谷子地在脸谱化、符号化的“权威”面前拍案而起，实乃气节使然，也是气节之表现。“苏世不移，横而不流兮”，独立的人格和清白的人品终究得以保持，谷子地也终究可以在荣军医院中安心地撒手而去。在商业型主流大片中，在当代东西方银幕上剧作都不再成为构成影片审美体系的主要环节之际，在东西方电影叙事元素貌合之时，冯小刚可以凭其“神离”而为自己在当代影坛上赢得一席之地。
　　在我们这片传承数千年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文化土壤上，让英雄孤独地行走屈辱地伸冤悲壮地拍案而起，原本无需奇怪。观众若能在为谷子地于权威面前拍案而起而击节、为谷子地于英雄墓冢前壮怀激烈地爆发而洒泪的同时，作一番历史的回望，并能透过谷子地这样的英雄拍案与爆发的“表层”，洞察到或者联想到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来理性主义缺失所导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影片的意义当能超越冯小刚所自诩的让观众“感动”的层面。
　　中国缺乏理想主义能够生长的土壤，“故而始终没有整体上的刺激理性主义生长的文化魄力。其中，村落、宗法制、专制集权与封闭的环境是导致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难产的最主要因素”④。时代的车轮毕竟驶入了21世纪的轨道，冯小刚英雄主义情结作用下拍摄而成的《集结号》，能够引发观众审视乃至反省民族文化传统，终究还是有意义的。《秋菊打官司》中的“讨个说法”，维护了以秋菊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尊严，其过程将中华传统文明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某种蜕变予以艺术的呈示。谷子地历尽磨难终于讨得了说法同样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对中华传统文明中理性主义的缺席发出了拷问。悲剧根源直指的不仅是人的内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在长期沿袭中体现出来的某些不合理性与不适应性。因而观众不会像扔弃看电影时拭泪用的纸巾一样，走出影院旋即将曾经的感动置之脑后。尽管观众看完影片擦干了眼泪只将“组织不可信”以“戏言”的方式挂在了嘴边，尽管《集结号》在商业大片电影元素运用方面的努力或许远胜于其对民族文化传统予以深层次思考方面所下的功夫，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冯小刚拍摄此片的初衷和为之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成功。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徐卫卫，嘉兴学院副教授。
　　
　　① 侯克明.《集结号》与战争片叙事重构[J].北京：电影艺术，2008.⑴.
　　②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366.
　　③ 适安.第三次转型期的国家电影[J].北京：电影艺术，2008.⑴.
　　④ 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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