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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作者：许菁频
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撒谜语，叫唱：一块好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这段“勾引”的描写与上文中金莲生性“风流”是相一致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此种“风流”并不等同于“淫荡”、“好偷汉子”。因此，作者并不武断地给金莲扣一“好偷汉子”的帽子，这也与后文中写金莲同意搬家，并主动当掉自己的钗环供武大典房这一情节相一致。由此可见，《金瓶梅》中金莲的形象比《水浒传》中金莲的形象前后更一致，人物形象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二）《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类型化。金莲在《水浒传》中没有完全脱离淫妇的类型化痕迹，其形象的塑造不能说是成功的。《金瓶梅》作者因此加以改写，使其书中的金莲性格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淫荡、狠毒成为渐变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加在这个美貌女子身上的种种事故所导致的，而不是一登场就是个淫妇。
以金莲在王婆屋中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为例，当王婆在两人偷情后撞入门假装怒骂时，《水浒传》中写道：“那妇人扯住裙儿道：‘干娘饶恕则个。’”绣像本写：“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多了“慌”、“红着脸”、“低了头”，把一个初次偷情、尚觉羞耻的少妇形象具体真实地刻画出来，而不是《水浒传》中那个“久惯牢成”的淫妇。后来，王婆提条件，“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来，晚叫你晚来，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就对你武大说。”金莲又“羞得要不的，再说不出来”，被王婆催逼不过，才“藏转着头，低声道：‘来便是了。’”这与《水浒传》里，金莲不仅不慌不羞，而且一口答应、毫不作难，简直大相径庭。
（三）两书作者女性观的改变。毋庸置疑，作为“世情小说”代表作的《金瓶梅》在思想主旨上与“英雄传奇”——《水浒传》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两书的女性观也有一定的差异。视美貌女性为祸水是《水浒传》女性价值评判的要旨之一。且作者公开为梁山英雄杀戮女性的行为辩护：“须知愤杀奸淫者，不作违条犯法人。”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作者对女性则宽容许多。金莲在李瓶儿生子受宠和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后，很长时间都过着孤清生活，作者对此感慨：“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痴心老婆负心汉，悔莫当初错认真。”作者对女性的悲惨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深的同情。
正是由于创作主旨，尤其是女性观的改变，使得两书中的金莲形象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水浒传》中的金莲说话、行事均淫荡、狠毒，使人杀之为快；而《金瓶梅》中的金莲在没有进入西门庆家之前不可说是完全的淫妇形象。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回有一曲《山坡羊》描写金莲对西门庆的相思：“他不念咱，咱想念他……他辜负咱，咱何曾辜负他”，说明了金莲对于西门庆是有过一番“痴心”的。
（四）两书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改变。产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一部历经南宋、元、明三个朝代孕育而成的作品，其间均深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身处明初朱元璋朝代。此时统治者强调“礼制”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特别强调女性的“贞节”。受此影响，《水浒传》形成了以男权为评判中心的价值体系，且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思想，作者将“不近美色”作为英雄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德。宋江曾批评怜香惜玉的王英：“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
《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此时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人们不甘心受礼制的束缚，开始追求纵情享乐，特别是在晚明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压抑人性的文化和道德。《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小说因此大胆地写作了一个肉欲泛滥的时代，浓墨重彩地渲染声色犬马。“《金瓶梅》的作者基于肯定人性的立场，对于被压抑的人性十分关注。在小说中，通过李瓶儿、潘金莲、孟玉楼、吴月娘、孙雪娥等诸多形象，真实而细致地暴露这一人生的苦闷，有力地控诉了‘灭人欲’的教条对人性的压抑”⑥。金莲要求婚姻相配，要求独占西门庆，这无疑是吻合人的本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金莲是16世纪觉醒的妇女代表。正是时代背景的改变，《金瓶梅》作者才会在金莲身上体现其可怜可悲之处，而不仅仅是辱骂和鞭挞。
三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从一个类型化的淫妇形象，变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兰陵笑笑生的改写不仅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而且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为续书的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古代小说多续书这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大景观，正如清朝刘廷玑所言：“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后，竟成习套”⑦，《金瓶梅》是众多《水浒传》续书中的一种。
《金瓶梅》问世以后，反响极大，立刻便出现续作《玉娇李》(李当作丽)，已佚。到清顺治十八年，又有丁耀亢作的《续金瓶梅》问世。不仅《金瓶梅》有续作，在它的带动下，《水浒传》的续书就达十几种之多。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形式多样，高玉海在《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⑧一文中指出，接续主要分为“顺续”、“截续”、“转世”、“后代”、“借续”五种形式。以此分析，《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续可以视为是“截续”，即从原著的某一情节处拦腰截断，然后续作者再按自己的意图让原著中人物继续活动，使故事发展延续下去。《金瓶梅》作为首部“截续”式的续书对此后同类续书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对中国古代的续书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明末董说所作的《西游补》、清代的《荡寇志》、《红楼梦补》、晚清时期的《阎婆惜艳史》等均是此类小说，《金瓶梅》可谓功不可没。
（二）为以后潘金莲形象的改写提供了思路。从《水浒传》中一个可恶的金莲到《金瓶梅》中一个可怜、可悲、可鄙的金莲，金莲形象的改写渐渐成为文学界的一大“热事”。“潘金莲及其相关故事情节，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母题”⑨。值得注意的是，金莲在小说、戏曲、电视剧中的改写大多被赋予了“同情”的因素，甚至出现了颠覆性的写作。
20世纪第一个为金莲翻案的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1928年），欧阳消除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性，认为其杀嫂是一种恃强凌弱的卑劣行为。1942年田汉创作了湘剧《武松与潘金莲》，也消除金莲“荡妇”恶名，写出她悲剧性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该剧中的金莲“既是有罪的，同时又是无罪的”，作者旨在揭露封建意识是如何将一个纯洁善良、勇敢泼辣的金莲一步步逼迫成丑恶残酷、堕落沉沦的杀人犯。20世纪90年代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中的金莲甚至成为了一个性格柔弱的娴静淑女。且不论以上这些改写成功与否，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这些有关潘金莲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来自《金瓶梅》改写《水浒传》中金莲形象的启发，是兰陵笑笑生让作家们知道了金莲身上的“魅力”与“潜力”。
“自古红颜多薄命”，金莲具备红颜的各项要素：美丽、聪明、多情，而狠毒、出轨、杀夫、被杀，更使她的人生动人心魄，也使她的故事成为历代作家创作最钟爱的素材。在当今的都市小说中又何尝没有金莲的影子呢？在当今的生活中又何尝没有与金莲擦肩而过呢？在施耐庵的手中，金莲的脸上被戴上了十恶不赦的面具，而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金莲得以自如地喜笑怒骂，她的善与恶都毫不遮掩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金莲改写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060338）
作者简介：许菁频（1973- ），浙江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本文所有《水浒传》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② 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版。（本文所有《金瓶梅》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③④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3页。
⑤ 徐朔芳：《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金瓶梅论集》，第65页。
⑥ 黄霖：《“人”在〈金瓶梅〉中》，《上海大学学报》，2006（4）。
⑦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选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页。
⑧ 高玉海：《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1）。
⑨ 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中山大学学报》，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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