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兄弟怡怡”？一个幻觉
作者：王 利
摘 要：对于鲁迅的小说《弟兄》，一般理解为只是在表现“兄弟怡怡”的深厚感情，所以也不太能引起人们关注。但是这样的解读未免失之简陋。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抓住主人公心理的一次重大转变，结合一个诡异的梦境，深入分析人物心理，发现“兄弟怡怡”只不过是主人公在努力营造的一种理想，一个幻觉而已。透过层层美好的表象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残酷的人性。
如果单看小说《弟兄》的情节，一般读者不会看出文中有周氏“兄弟失和”事件的痕迹以及此事给鲁迅造成的心理创伤。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提到这篇小说时写道：“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了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不能说这种评价不合理，但我还是有些疑惑：小说中主人公沛君自始至终对弟弟靖甫照顾得无微不至，文本本身并没有任何反映“兄弟失和”的情节，而且我们一下子也读不出隐含在情节背后的对兄弟情感的失望，更看不出哪里有什么“无情地揭示了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这评价是不是人们在对作品与现实的对照中，对鲁迅“兄弟失和”这个既定事实的引申联想呢？
对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当事人即使没有正面的回忆、叙述，也肯定会在他此后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而对于小说家来说文本就是有意无意地表达自己难以示人之心理状态的最好园地，当然也是研究者们试图窥探作家内心隐秘的入口。通过对《弟兄》这个小说的细读，我们发现文中还是有一些蹊跷之处或令人费解之处。深入分析它们将使我们进入另一个层面的解读，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在曲折表现内心微妙情感波动的一个工具。
首先让我们疑惑的是，小说中弟弟病前到病后，张沛君在对待别人评价自己和弟弟关系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益堂抱怨自己的几个儿子之间不和时，沛君“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着，说“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此时他对自己与弟弟的关系颇为得意和自豪。所以同事月生对他们兄弟感情表示赞叹时，他也是坦然接受。而弟弟病愈后，沛君回到办公室，却突然之间变得沉默了，当月生又开始赞叹他们兄弟的感情时，他竟然“不开口，望见听差的送进一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当月生说他们兄弟关系如“鸰在原”时，他居然没有像以前一样沾沾自喜，而是说“不！”接着便抢着忙起工作了。这个“不”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一种双关，既是拒绝将工作让给月生，又可以理解成他对月生“鸰在原”的说法不赞同。为什么沛君的心理在靖甫生病前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在照料弟弟部分的文字中，我们发现有关一段梦境的文本在暗示沛君态度陡转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沛君在得知靖甫只是得了麻疹而非猩红热的那天晚上，照理说他可以放下心来，安慰地睡一觉了，但是他却做了可怕的梦——靖甫死了，自己在虐待靖甫的孩子。初读时，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是沛君对靖甫的爱过于深厚而致使其在得知靖甫的病是虚惊一场时还心有余悸，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说法。但是作者为什么要无端安排这样的梦境？梦境又为何这样恐怖？这是作者无意为之还是有意安排？
从小说中看，沛君只是一个小职员，而靖甫也只是一名老师，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家室，两人共同承担着家庭的负担，他们“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通常连西医也不敢请，可见生活是很拮据的，更何况此时靖甫卧病在床，家庭重担都落在沛君一个人身上。正因为沛君慷慨和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他对家庭的付出更多。在靖甫生病的过程中，沛君犹如大人照顾小孩一样对靖甫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兄弟俩的年纪应该相差不多，但沛君明显比靖甫更能担当，他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在经济上他无私地将收入都投入到大家庭中；在生活上他小心地保护着靖甫，靖甫每周上多少课，批多少作业他都清清楚楚。对于靖甫的病，他表现得比靖甫本人更加紧张。然而，沛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靖甫对哥哥的关心并没有表现应有的感激，而是极为平静，或者可以说冷漠地接受着。在兄弟二人的对话中，靖甫的话简洁得很，有时就无语，显得极为冷淡。可以看出在家庭生活中沛君担当了主要责任，付出了更多的辛劳。这种长期不对等的付出和回报必然会使沛君趋向快乐的“本我”受到压抑，当“兄弟怡怡”之类的道德认同依然强大的情况下，他是不易察觉到“本我”的存在的，对自己的潜意识他是无知的。所以沛君一直都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所谓“兄弟怡怡”的家庭氛围中，甚至还将自己当做了范本供人参考——“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
但是，在照顾靖甫的过程中，他因心力交瘁而开始产生厌倦之感，并使他更体会到了兄弟之间的不对等的付出和回报。他所期望的“兄弟怡怡”的关系很显然是双方互动的，但是在他和靖甫的关系中，自己是积极的给予者，而靖甫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当沛君得知靖甫只是得了疹子终于放心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他（沛君）坐下不多久，忽又高兴起来。
“你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遇到了什么奇迹似的，惊奇地问。
“…………”
“你自己是不会记得的。须得问母亲才知道。”
“…………”
“母亲又不在这里。竟没有出过疹子。哈哈哈！”
很显然沛君想与弟弟分享一下这喜悦，营造一个虚惊一场后的欢乐气氛，然而靖甫却没有任何回应。沛君无趣地强装欢笑地自问自答着，靖甫除了沉默还是沉默，留给他的只是尴尬的“哈哈哈”。这哪里是“兄弟怡怡”的景象呢？
于是，沛君心底怨怼的种子被靖甫的冷漠激活了,他的梦清晰起来——靖甫死了，靖甫的孩子被自己虐待。靖甫最好死掉，才是沛君潜意识中的真实想法。本来生活的负担、经济的压力就已经使他很难承担起一个家族的生计问题，内心深处已经萌生要摆脱重负的念头，只不过强大的道德律令仍在起着作用。而此时，沛君终于意识到“兄弟怡怡”只是自己的假想，只是一个幻觉而已！自己的辛劳付出换来的只是靖甫的冷漠，这就使沛君心理极度不平衡，潜意识里对靖甫产生了仇恨，于是他的梦中便出现了靖甫的死亡。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仇恨转嫁到他儿子的身上——荷生一次次满脸流血站在自己的面前遭受虐待。自然即使在梦境中，意识对欲望的压抑和抵抗依然存在，所以梦中的沛君依然“忙着收敛靖甫的尸体”，以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即便如此，那怨怼的种子依然埋压不住，死亡的念头挥之不去，沛君醒来后还是看到了日历上形似“死”的“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其实这并不是沛君第一次泄漏自己的潜意识了。在等待医生来诊断的时候，“他在等待的厌倦里，身心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下来了，凌乱的思绪，却又乘机而起；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他已经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并且设想着之后的生活——家计的支撑，孩童的抚养，甚至给靖甫买棺木的款子都被考虑在内，成为自己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只不过此时沛君还是醒着，意识尚存，潜意识的中希望靖甫死去的真实想法在现实中被对靖甫死后生活的担忧所掩盖了。
沛君“闪闪烁烁地浮出”的“梦的断片”使他醒后为自己邪恶的潜意识惶恐不安,才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常举止。他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沉浸在“兄弟怡怡”之中了，于是他开始感到一些空虚，“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叹气的秦益堂……”办公室里熟悉的东西都变得破败、无聊，对月生赞叹自己兄弟情感的话也变得木然，甚至不愿意继续听下去，因为他已经知道所谓的“兄弟怡怡”其实是不真实的。等到最后他坚决要办理东郊倒毙的无名男尸并且显现出“十分安心”的样子时，其实正是他梦境的继续，是沛君之邪恶欲望上升的最明显表现。人的焦虑、抑郁不断发展的时候最终就趋向于死亡意识。它在面对主体时，会产生自我迫害如自杀和自虐等；而在向外时，就会产生攻击、破坏、残害、谋杀他人的行为或者幻想。沛君选择的是后者。现实中靖甫的病痊愈了，但这不能给沛君带来快乐，反而让他觉得空虚、无聊，这时，刚好有一具需要处理的男尸，这使得沛君被压抑的欲望和在现实中延续的抑郁获得了一个舒缓的出口，他可以暂且将自己的邪恶之念释放到无名男尸身上，无名男尸就是死亡意识的象征。沛君外向型的死亡意识将无名男尸暂时当作了靖甫的替代品，这能让他在意识层面上获得一定满足，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决地要求自己来办理这项事务。
我们再来看小说的开头。在办公室大家照例闲聊，益堂抱怨和儿子相处不和睦，沛君则不自觉地开始炫耀自己与弟弟的真挚感情和融洽关系，月生也趁机赞叹沛君和弟弟的感情。从月生说“令弟仍是忙”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沛君在办公室里经常表现对弟弟的关心，对弟弟的事情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并且经常在与同事的谈话中提及，以表现自己对弟弟的深情厚谊。就在沛君沉浸对弟弟的疼爱中时，月生突然提醒沛君要小心，因为报上说最近一段时间流行一种叫猩红热的病症。这时的沛君出现了一系列夸张的行为，先是，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不久就是沛君的异常震撼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我们看“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说话有些口吃了，声音也发着抖”，并且毫不犹豫地叫听差打电话给平时自己都请不起的普悌思普大夫，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在靖甫的病完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沛君这样的行为显得那么不自然，虽然可以说这是遇见突发事件时的特殊反应，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连沛君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过分举动，他只不过是在努力营造一种理想，一个“兄弟怡怡”的幻觉而已！
“兄弟怡怡”这一厢情愿的假想，这理想的兄弟关系，最终破灭了。《弟兄》这个小说就这样让沛君明白了所谓“兄弟怡怡”的虚假，也让我们知道了作者是这样——有意无意地——揭示了生活真实中“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利，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