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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生的“早产儿”——《故都的秋》
作者：张 贺
摘 要：运用艺术思维学的方法对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进行分析，认为该文是被催生的“早产儿”。这不但在文章写作的前后背景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而且文本本身也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尽管如此，它仍然健康、俊美，充满生命的张力，是对故都所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据郁达夫日记记载，《故都的秋》这篇散文作于1934年8月17日，是他到北京的第四天。郁达夫第一次到北京还是在他1913年去日本留学之前。年届不惑的郁达夫在经过21年的奔波后再次回到这物易人也非的故都，必然会感慨万千，就像是多年后邂逅一位一起长大的好友，眼睛里写满的除了亲切与兴奋，还有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沉重。
郁达夫和北京的感情深而且浓，就像故都的秋色一样。他此次到京第二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卖旧书之伙计某，还记得我十年前旧事，相见欣然，股股道故，像是他乡遇见了故知。”1923年秋，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不得不为了生计打算应聘到北大讲授会计学，度过了一年多孤独而苦闷的生活。这在去北京半路上写的《海上通讯》里就做了预言：“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这期间的心情在他的作品里充分表现了出来。像他自己在1927年所写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认同的观点一样，“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其中还说，“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忙碌，在1924年中间，心里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这“不多”的作品包括散文《零余者的自觉》《一封信》《北国的微音》《小春天气》，以及短篇小说《薄奠》等。这些作品，尤其是散文，像作者生活的镜子一样，反射出孤独苦闷的寒光。在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经常出入旧书铺，难怪十年后卖书伙计还记得他。而这也一定就会触动他陈旧而脆弱的心弦，拨动起当年浓浓的忧郁。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但过去并不等于消失。往事已不再清晰，而当时的情绪却像生存中永不消散的雾霭一直笼罩着他，成为心灵的底色。而我们也只有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才能准确地为文章把脉，探寻出一条通往作者心灵的小路。
从字面看，“故都的秋”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这里，“故都”是指北京无疑，而“秋”又是哪一年的秋天？1923年，郁达夫到北京已是10月10日，只赶上秋的尾巴。而这也确实是个多事之“秋”，正赶上新总统曹锟晋京。1924年，他才在北京度过完整的一年。否则也就不会有另一篇散文《北平的四季》了。而文章说“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却与事实不符，恐怕是作者有意遮掩。因为在1926年6月19日，因其子龙儿在京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从广州回到北京一直住到10月初才离开，恰好将1923年不得全顾的“秋”补上了。那三个多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甚至“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指作者夫妇）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到他（指龙儿）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却尽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还哪有心思去品味故都的秋色呢？但是，这样的秋天，作者又怎能从记忆中抹去呢？恐怕是另有原因。这需要我们对文章写作的具体过程及场景进行分析。
据当天日记记载：“晨起，为王余杞写了二千字，题名为《故都的秋》。”前一天的日记中还谈到：“接人间世社快信，王余杞来信，都系为催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作为著名作家，这样的事情自然是家常便饭。王余杞和郁达夫素有往来，这次到北京之前，远在天津的王余杞还提出要为郁达夫及其家人办理“胶济津浦路免票”手续。如此看来，接到王的催稿信后，郁达夫就不得不提笔了。然而，郁达夫又为什么单单去写故都的“秋”呢？可能是“应物斯感”吧？因为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说道，“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之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可是，即使对于北京的秋，他也是怀着深刻超常的感情，甚至如文章结尾所言，“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如此深刻的眷恋区区二千字岂能道尽？我们还可以算一下速度账。1932年写《迟桂花》时，他连续三天的上午各写了四千字，午后还能写上一二千字，这当然要考虑到文体的不同，而舒适安然的写作环境也很重要。写《迟桂花》时，他独自一人住在杭州西湖医院的睡明楼上，除了安心养病，没有多余的烦恼。创作力旺盛的那三天都是凉爽的雨天，而且他“早睡”、“睡得快适无比”，之前又经过数日的酝酿，原计划能写一万五六千的文章，结果写出了二万一千字。而写作《故都的秋》时，他拖家带口，从青岛济南，坐火车抵京。旅途劳累，行踪不定，再加上访友、应酬，怎能静下心来写东西？况且，1937年他在谈写作的经验时说，“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开始写作到如今，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如此看来，《故都的秋》也是被催逼而生的“早产儿”之一了。我们且不说他对“早产儿”有无自信，只是他那篇堪与此文互文的《北平的四季》里，也提到《故都的秋》已“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遍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之后，似乎还不过瘾，又对北平近郊的秋色描绘赞美了一番，并且与《故都的秋》文“扬北抑南”的论调一致，称南方的秋不过是“小春天气而已”。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推度，《故都的秋》文中没有言及北平近郊的秋色，也是有一定原因在里面。
现在，就让我们试着揭开这层层面纱。当时，王余杞在信中说他第二天要来“坐索”，所以郁达夫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一篇文章来。这样他就不能神闲气定地酝酿构思，洋洋洒洒地长篇行文，而是要将思路和情绪凝聚在一点一线上。他来不及去描绘“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只是随手勾勒出几幅身边的图画：品茗观秋、金槐落蕊、寒蝉秋唱、处处秋枣……槐树、枣树、葡萄树，都属郁达夫北京寓居的庭院中所有，而秋蝉吟唱也是随时都能听到，因此都是信手拈来之物，不必远取。然而，一方面受自己意识的控制就地取材；另一方面，思绪又不自主地逃出意识的监督，幻化出一幅“闲叹秋雨”图。这是因为作家在进入实际的写作行为之后，不但要受到先在因素如文章体式、主体构思等制约，还会出现自由的非构思写作状态，根据相似规律将相近的审美意象自然流露于笔端。这幅“闲叹秋雨”图因为没有具体时空的限制，而是在两级之间徘徊，可远又可近，尤其是又符合文章“清”、“静”、“悲凉”的整体基调，所以骗过了意识的眼监督，蒙混过关。而这“清”、“静”、“悲凉”的基调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作者个人在故都的遭遇造成的，特别是爱子龙儿的夭折给他打击非常之大。秋夜里，风吹枣落的声音也会让他隐隐心痛，夜不成寐，就是因为这枣子落地的声音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和爱子一起摘枣子时的快乐，形成强烈的情感落差。但是，这悲痛之情已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中》中得到了宣泄，另外考虑到读者的期待，也不便再次过多流露，因此只是以文章基调的方式构入。另外，故都北平，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象征，悠久历史的乳汁将之浸润得“典丽堂皇”，然而在19世纪末卷起的历史风云中却越来越显得衰老颓败。1933年，日寇进犯到距北平仅五十多里的密云。后来，虽然妥协求和的国民党当局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寇仍在觊和威胁着整个华北及全中国，并且时常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窥探，形势岌岌可危。郁达夫虽然曾说自己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但他不是只顾自家的颓废者，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是时时心以系之。而今，眼看着祖国将要陷入自己曾经留学过的异邦之手，痛惜之情可想而知。过去和现今，小家与大国，两层感情的潮水浸过心灵的堤岸，留下的都是悲伤的印记。此情此景，与其痛惜，还不如趁此片刻安宁，再来品味一番故都的秋味、秋色、秋的意境与姿态。于是，在文章中，一幅幅北国秋景重复着“清、”“静”与“悲凉”，而与江南之秋的对比同样反衬着北国之秋的“清、”“静”与“悲凉”。然而，细细地读过之后，似乎还能感觉到作者意识里面瞬间的窃喜，这是因为他已经深深地陶醉于此，忘记了此身所系。但是，这虚假的安定很快便被现实的阴霾所遮蔽，最后不得不发出无奈的感喟。即使拿“寿命的三分之二”也留不住这故都的秋，只能凭空去追忆了。此文对他而言，也只能作为唱给故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了。
尽管《故都的秋》作为一个“早产儿“，没有来得及吸取和凝聚足够的营养从而得到壮大，就被那急于要见到自己婴儿的父亲粗暴地剪断了脐带，但它仍然健康、俊美，充满生命的张力。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揣测，如果当时郁达夫有更好的创作环境，《故都的秋》这篇散文一定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宏大、壮美！可是，历史已成为过去，伊人已沉睡于他乡，我们的揣测也只能是臆想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贺(1979-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郁达夫.郁达夫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M].上海：上海书店，2001.
［3］ 丁言昭.郁达夫日记[Z].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4］ 王映霞.王映霞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5］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Z].广州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