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守护人心温暖的品质

作者：梁艳芳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在表现这样一个类似于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小说题材的时候，作者的叙述是有别于、甚至超越于一般女性主义的视角的，如梅巧离家出走，并非反抗家庭与男权权威而是为了自由、为了爱；大萍被接纳，不是因为她是可以用来填房续弦的女人，而是因为她的至善与厚道带给“大先生”的感动；以及对“大先生”这一君子形象的同情与赞美，都显示出作者超越于一般性别之上的文化视野，虽然作为女性作家，蒋韵并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性别，但在表现这一切时，“她的性别意识是本色的，有分寸的”{16}。她的叙述并不是要通向女性自我的爱恨经验，而是要通向作为类的人的本心，而这本心是善良、温暖、仁爱与悲悯，甚至可以说宽容悲悯的情怀正是这篇小说的底色。其实，某种程度上，《心爱的树》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关于背叛与宽宥的故事。这里有妻子对丈夫的背叛，弟子对老师的背叛，也有母亲对孩子许下的诺言的背叛，但更有宽容、原宥与悲悯，“大先生”对梅巧始终是宽容的，一开始，他懂得梅巧的心，知道“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17}，于是在经过一番内心折磨之后，还是为梅巧谋了教职；后来则是对陷入困顿的“两个背叛者”暗暗相助，这也使他对席方平这个“全家的仇敌”的恨在叙述中打了折扣；而女儿最终也原谅了母亲：“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18}而使得凌香原谅梅巧的不仅是梅巧现实生活的困顿对她内心的触动，更是因为她寻母路上看到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19}对她的震撼，在生命的苦难与无常面前，还有什么不可以宽恕？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善待每一个终究会逝去的生命！因此，在历经沧桑后，爱与宽容战胜了仇恨，温暖取代了悲凉，作品虽哀却不伤，在我看来，这种向人性的温暖与善的靠近，正是作者在作品中寄寓的伦理向度的体现。在当代文坛，当更多的人在寻找爱的途中陷入复杂纷乱并最终走向肉欲化与私密化的时候，蒋韵所展示这份纯净的人性温暖与善良格外让人感动，显示出一份高贵的精神品质。
　　然而，仅仅指向善与温暖这一叙事伦理的问题，并不能保证作品的叙事就一定是伦理的，这最多不过显示出作者深刻于常人的伦理关怀罢了，如若不能在语言伦理的层面审视叙事的这种可能空间，作者的伦理关怀将最终坠入庸常的伦理诉求与无力的伦理呐喊。好在，蒋韵对此是有警觉的，因此在小说的叙事话语层面也体现出伦理的观照与道德感。
　　其实不管是凌香，还是大萍，或是大先生，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容、仁爱与温暖都是作家自身悲天悯人情怀的体现，但在人物身上的这些品质并不是作家施与的，而是在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对另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的理解中自然生成的。比如凌香最终原谅梅巧并“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20}，这种人性品质的形成并不是在见到梅巧的瞬间完成的，而是在她目睹了那么多的死亡与无常，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与沧桑之后的彻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伦理关怀也最终走向了人物个体生命的生存伦理。
　　叙事伦理与一般的注重价值判断的道德伦理不同，它侧重于呈现生存的状态与理解个体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说作品中就不能有作者的道德立场，而是说作者的伦理诉求对于小说而言是一种内在的、隐秘的维度{21}。小说对梅巧与席方平的背叛的处理就显示了这一点。对这样一个类似“戏眼”一般的情节，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直接出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这一背叛行为进行评判，而只是让它在席方平的一声“大师母”、几次脸红、一句“你这不屈服的囚犯”与梅巧的一次梦的寥寥数笔中轻轻闪过，但读者却可以从这种纯净的叙事中体会到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同情、疼爱以及她的悲悯情怀。
　　伦理的观照同样体现在小说的语言、语感上。蒋韵是有清醒的语言意识的作家，语言于她不只是及物的、富有美学意味的工具，同时也是体现作家伦理观照与悲悯情怀的场域。如小短句的使用：“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22}，“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23}，“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24}，这样的小句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透露出语言精美的韵律在这种叙述中人物的善良，作家的悲悯就深藏其中，如凌香见到梅巧之后说的那唯一的一句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25}在这狠狠的谴责中，我们仿佛感知到了凌香急促而隐忍的呼吸，每一次的停顿仿佛都是积怨的重新酝酿，都在预示着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可是决绝的语气背后又分明是硬到极致后的松软与风暴过后的安详。于是我们便已知道凌香终要做回那个“善良温情柔软”的“悲天悯人的孩子”的。这呼吸不仅是凌香的，也是作家的，人物生命的气息与语言生命的气息融为一体，语言因此呈现出作家的伦理观照与对个体生命的伦理关怀。
　　小短句的使用也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叙述语调：舒缓但不滞重，甚至有些地方还带着调皮的轻盈。不论是说到谁——梅巧、“大先生”、大萍、凌香，抑或那个并没有怎么正面出场的席方平，不论是说到什么——院里的槐树、掌上的阳光、盏中的花儿酒还是河东的柿子林，语调总是被控制在同一个水平与速度上，总是那么平稳、哀婉、精致、温暖、沉静，即使是描述悲伤、怨恨、悲壮也润有温柔的光泽。这样的叙述语调、言说姿态、语气、口吻是不可置换的，它实际上已经代替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或预先设置好的主题，成为统摄小说的主要因素，小说正是因它而浑然一体。每一人、每一物都平等地分享着其中的光辉。正如小说结尾描写已经有了岁月痕迹的梅巧：“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26}而《心爱的树》也是沐在那人性温暖的光中的，这也正是小说叙事伦理意义的体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梁艳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5级博士生。
　　
　　①②③④⑤⑥⑨⑩{11}{12}{13}{14}{15}{17}{18}{19}{20}{22}{23}{24}{25}{26} 见蒋韵《心爱的树》，《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⑦⑧ 见《种一棵心爱的树（札记）——读〈心爱的树〉》http://wyyuyao.blog.cn.com.
　　{16} 见《好大一棵树——读〈心爱的树〉》，太原新闻网。
　　{21}见谢友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载自《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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