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亦真亦幻的欲望叙事
作者：高文丹
摘 要：《易妻为妾？》是一个关于欲望的叙事文本，其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恒娘的引入一方面弥补了第一人称内视点叙述范围相对狭隘的不足，增大了作品的表现容量，另一方面使得小说有了一个前文本，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历史厚度，并且在和小说文本的比照中，深化了小说文本的内涵，其中所蕴含的鲜明女性意识值得我们深思。
思蜀的中篇小说《易妻为妾？》是一个关于欲望的叙事文本。它选择婚外恋题材，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我”（秦羽）发现丈夫（李伯宇）有了外遇后，在自身欲望（性欲本能）和人格尊严间所作的选择。最后的结局是理性超越了性欲本能，秦羽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一个智慧、独立、自由的女人，一个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现代人格和鲜明女性意识的卓尔不群的女性形象屹立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因为小说引入了一个特别的人物——《聊斋志异恒娘》中教朱氏“以妻易妾”之法的狐女恒娘，她在小说中继续帮助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我”（秦羽）夺回有婚外情的丈夫。小说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我”发现丈夫（李伯宇）有了外遇，尽管表面上我满不在乎，内心里却很酸楚。这时恒娘出现了，她主动来帮助“我”征服李伯宇。“我”承认只要还不想离婚，恒娘的主意是最佳方案，家丑还是在家里洗净为好。于是“我”在恒娘的指导下，实施易妻为妾法，效仿朱氏先分居，再“毁容”，事情一步步按照恒娘的预想在进行。恒娘又亲自出马致使李伯宇情场失意，而“我”则精心打扮自己，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漂亮，年轻得就像一个刚分配的女大学生。李伯宇终于在“我”面前臣服，当他向“我”示爱时，“我”不顾恒娘的反对，没商量地跟李伯宇说：“我要跟你离婚”。
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写实的，但恒娘的引入使整部小说亦真亦幻。小说的高妙之处在于我们并不因为恒娘的特殊身份而影响到对小说真实性的理解，反而由于她是异类，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在视点方面弥补了第一人称内视点叙述范围相对狭隘的不足，增大了作品的表现容量。文本对于恒娘角色的设置可以说是驱遣自如，化入淡出均不露痕迹，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事实上，恒娘在小说中的作用除了作为一个结构性因素存在使小说情节得以开展外，她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恒娘的存在使得小说有了一个前文本，即小说文本中出现的《聊斋志异》中《恒娘》的故事。前文本的存在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历史厚度，并且在和小说文本的比照中，深化了小说文本的内涵。
在前文本《恒娘》中，恒娘教朱氏以“易妻为妾”之法和妾争宠，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历史上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女性的不利处境。在一个男权中心的世界中，男性是主体，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人则是处于客体位置的第二性。一切是以男性的标准和需要来衡量的，女性的主体性被剥夺了，她们仅作为男性主体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着，她们的价值也只有在能满足男性主体的需要时才被社会所承认，可叹的是女人们也认可了这样的评判标准，在长期的男权文化熏陶中，女性已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了。为了博得丈夫的欢心，女人们不惜同性相残，采用各种手段来争宠、固宠。所以，朱氏在恒娘帮助下击败了小妾，这是朱氏和恒娘的成功，但也是女性的悲哀。
三百年后的今天，身处文明的社会里，男人们再也不可能公开纳妾了，但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婚外情对男人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作为妻子们的女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机四伏。所以恒娘又有了用武之地，继续帮助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我”夺回有婚外情的丈夫。小说文本中的恒娘与其说是“我”的同盟军，毋宁说她是男权观念的体现者和同谋者，因为恒娘的观点正是男权文化的反映。男权中心文化认为男人好色是天性，男人天性喜欢女人漂亮，天性喜新厌旧。如果丈夫有了外遇，只要他回心转意，妻子就应该不计前嫌接纳他，这才符合好女人的标准。作为妻子要想永远拴住丈夫的心，除了具备温柔、贤惠等等男性理想的性格特征外，还要时时更新自己，使自己变得“新鲜”，这样才能对男人产生永久的吸引力。如恒娘所教导的：“男人回来时女人总应该问寒问暖”，“看人时眼睛不仅要美丽而且要媚，眼光要弱一点儿”，“男人不喜欢女人硬气，女人不能带男相，女人带男相多苦命。男阳女阴才是正理，女人应该小鸟依人”等等。总之，恒娘指导“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达到“我”和丈夫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在认可女性是男性附庸的基础上的“现代驭夫术”，是“女性驾驭男性的恶之花”，使“我”变得新鲜，增加对丈夫的吸引力，“我”仍然是一个处于男人赏玩地位的没有主体性的“第二性”。不仅恒娘是这样，整个社会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小说颇有意味地插入了一个情节：局医务所的护士小崔与冯医生的爱人发生婚外恋，两人殉情自杀了。但是舆论却认为是冯医生太清高了，不懂得增加自己的魅力去吸引丈夫：“冯医生也是个美人胚子，美容美容不一定比小崔差！那男的（指冯医生丈夫）本来也是图个新鲜罢了。”这个情节的插入绝不是随意的，它说明男权文化意识并不是个别人的看法，它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了。
文本中，“我”决定接受恒娘的建议，重新夺回变心的丈夫。这一行为意味着对男权社会的妥协，也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弱势地位的反映。距《聊斋》中《恒娘》的历史虽已过去了三百多年，女性解放的呼声也已喊了一个多世纪，但我们看到现代女性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更加不堪。如恒娘所说：“现在女人一肚子自己的饭了，他要休你还不是休你？你就是一碗上好燕窝鱼翅，给当成菜羹倒掉了，谁还当你燕窝鱼翅买？”看来，女人只有认命了，在一次次谦卑的付出中，心甘情愿地奉献着自己，也失落着自己。小说中的“我”不就是这样吗？她在爱的迷网中全然迷失了自己而不自知，反而认为“女人天生想做观音，有庇护欲和使命感”，其实这种“天使”型的女性也正是男权文化塑造的结果。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秦羽在恒娘的帮助下，实施“易妻为妾”之法，终于使丈夫“臣服”向她求欢的时刻，秦羽却没有听从恒娘的再三敦促而接纳李伯宇，反而断然宣布：我不能再跟这个人在一起，做妻做妾都不行。
情节来了一个大逆转。如张爱玲所喜欢的“反高潮”：“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①我们所讲述的不是传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和人格魅力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形象。秦羽到底不同于几百年前的朱氏，她到底是一个听从脑袋多于听从心的女人，一个受过教育的有思想有事业的女人，她所要求的，也并不仅仅是“性”，而是期盼一种灵肉和谐的两性关系。在经过了理性与情感、灵与肉、情与欲之间痛苦的摇摆、挣扎之后，她终于挣脱了男权文化的层层雾障，顽强地冲了出来，向男权高声说：“不！”这真是对古典文本的一次颇具颠覆性的现代改写。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说题目中要在“易妻为妾”后加上一个问号“？”。如此的艺术处理，使得《易妻为妾？》终于没有成为《恒娘》的机械翻版，其中所蕴含的鲜明女性意识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高文丹，文学硕士，吕梁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① 张爱玲：《谈跳舞》，《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