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分家》中“成长主题”的国家隐喻
作者：朱 骅
摘 要：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之三《分家》在创作结构上不同于前两部，它背离了前两部作品所刻意追求的中国家族小说盛极而衰的抛物线结构，而采用了西方的成长小说模式，并且以心理描写突出主角王源精神上的成长轨迹，由此又形成对中国传统小说侧重人物外部线描手法的美学背离。本文重在探讨赛珍珠在《分家》中放弃自己一贯追求的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原因，结合创作心理分析，指出相对于前两部而“节外生枝”的成长小说结构所具有的隐喻性，即作者本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与深思。
赛珍珠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大地》《儿子们》《分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在国内外一直受到评论界重视，其跨文化性使它们今天尤其得到国内文学研究界的青睐。然而七十多年来的国内评论集中于第一部《大地》的比较多，后两部几乎不受重视，对三部曲不平衡的叙事结构则更少有人提出质疑。本文将从这三部曲独特的叙事布局展开论述，指出第三部《分家》对传统“家庭小说”叙事结构的叛逆，以及这种结构性叛逆所隐喻的“成长主题”。
一、作为表象的“家庭小说”叙事结构
《分家》讲述的是《大地》中的主角王龙和阿兰的孙辈们的故事。这一代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土地，主要集中生活于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外来思想最活跃的上海。故事的主线是王源——军阀王虎的儿子的故事。他在父亲手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又离家进入正规的军事院校，然而在北伐开始时逃回父亲的地盘。在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后逃到上海，与父亲的另一个妻子及其女儿生活在一起，并进入大学读书。期间，作为反抗父亲权威的行动之一，他加入革命组织，被捕后又被家人营救出来，秘密送到美国求学。出于对“土地”的依恋，他攻读农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在拒绝了美国姑娘的爱情后回国报效家园。然而在美国所建立的家园想象却被国内的现实渐渐击碎。爱情渺茫未知，父亲年迈遭劫，生命垂危，大地上祖父母发迹前居住的那座乡村土屋在清冷的月光中也摇摇欲坠。作品在此完成了《大地上的房子》的最终隐喻。
故事结尾似乎弥漫在浓烈的悲剧情绪之中，有评论者认为《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承袭了中国“家庭小说”如《红楼梦》等的悲剧意识，“这个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中实现了一个圆形的轨迹，其圆心是土地”（陈思和，1989），看起来这的确是一阕“大地”的挽歌——田园牧歌式的王龙家族在外国入侵，军阀争霸，道德沦丧中陨落了。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小说”的悲剧结局所体现的往往是黄粱一梦，万事成空的佛家情怀，而《分家》实际上却是以王源的人格升华与心智的成熟，勇敢地承担开拓未来的责任结束。这是一个微妙的结尾：旧的一切式微了，新的一切诞生了。《分家》在精神意义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庭小说”的形式枷锁，其手法就是引入西方的“成长小说”叙事方式。这既是赛珍珠这样一个跨东西文化作家的创作必然，也是她对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理解与冀望，“成长”由此也成了一种“隐喻”。
二、“波形”结构对“圆形”结构的超越
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等，如上引论者所言，其叙事结构往往呈现封闭的“圆形”，突出万事成空，重回起点的悲凉；而《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又是怎么布局的呢？在第一部《大地》中，我们看到王龙凭着勤劳、节俭，对土地的信念，慢慢地富裕了起来，但王龙始终只有财富的增长而没有思想的变化、人格的完善，倒是富贵而淫的人性弱点开始展现；到了第二部《儿子们》，财富已滋生出懒惰、纵欲、贪婪、狡猾、凶残等各种“恶”，更见不到思想、人格的向善或提高，满眼所见皆是道德的衰弱，传统“家庭小说”走向了它的第二阶段，这时读者期望看到一个家族的崩溃。可此时孙辈王源既没有出家，也没有流浪，却去美国求学，在获得农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发展。家族的发展轨迹变成“繁盛—衰弱—复兴”的“波形”，打破了读者惯常的阅读期待。赛珍珠为什么偏偏要在第三部《分家》中让呈颓势的家庭命运线重新扬起？
首先要说明的是，叙事结构的叛逆不是出于她对中国传统“家庭小说”的无知。她的诺贝尔颁奖致辞几乎是一篇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业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她非常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方方面面。此外，为了适应“成长小说”的叙事特色，她还放弃了自己一直提倡遵循的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性格以便“为普通大众”写作的中国文学传统，通篇采用西方心理现实主义的手法，读者所体验到的是一个迷惘、单纯、激情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要理解这种自我背叛，首先要了解她的创作思想。
赛珍珠是一个始终思索中国命运的作家，而她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生活在一个充满变数的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她的田园梦想在政治动荡中飘摇。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能赋予“家庭小说”以史诗的恢弘，但也无形中划定了一个大家族无法逆转的“圆形”发展轨迹。要想不看到王龙这棵北方大地上的大树彻底枯亡，赛珍珠只有借助外力改变这种颓势，不让文学中和人生中常见的盛极而衰的命运圆圈的口闭合。她的作法是“扦插”——从王家这棵衰败的大树上剪下一枝“扦插”入美利坚的土壤，待其吸入足够的异域文化能量之后再移植回中国。这样从命运那即将闭合的地方分出了另一个相切的圆，从远离枯树的异国他乡生出新的生命之树。《分家》这个题目也许正是这样一种隐喻，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立生命体从王氏家族中分离了出来，虽然有着王家的基因，但生存的环境已从乡村搬进了城市，除了那点血缘，这个“家”是“分”得非常彻底的。
赛珍珠深爱着中国农民，她将中国人所公认的美德都赋予了王龙和阿兰，甚至不惜制造有点荒唐的情节——趁火打劫获取购买土地的“第一桶金”，帮助他们在土地上取得成功，以完成作者自己的田园梦想。然而她不可能无视中国的现实，因此她将怯懦加诸地主（王大），将狡诈加诸高利贷者（王二），将残忍加诸军阀（老三王虎）。三者代表了当时附生于农业经济上的中国的主要利益集团。赛珍珠将这三者设计成纯朴农民的儿子，并且有先后关系，也许是一种别有用心，使读者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善良、勤劳（如王龙这一代）却哺育出懒惰、狡诈、残忍。赛珍珠没有能力剪除这些病枝，但她也不忍心看着那么强大的一棵树变得邪恶、丑陋，充满病害，最终彻底毁灭。她只好选了一枝尚且健康的嫩枝，将其带到美国，尝试让美国的文化为这棵幼苗祛病强身。这是赛珍珠的梦想，也是赛珍珠的探索。她要向读者展示新苗如何在新的文化土壤中成长，因此《分家》不得不也不能不写成一部成长小说。
三、“成长小说”的国家隐喻
在上海进入大学的王源迷惘、混乱，多愁善感，与此时20年代末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非常相似——有时焦躁不安，有时自怨自艾，有时冷酷无情。这是一个时代知识青年所面临的共同现实。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作家，此时的赛珍珠的创作似乎与当时的中国文坛一脉相通，尤其在文类上。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抒情诗和短篇小说的试验最为广泛、也最为成功的时代，而从30年代初开始，长篇小说走向兴盛。如巴金的《家》（1931）、茅盾的《子夜》（1933）等等。因为中国历史经验的积累已经需要长篇小说来反映这恢弘的过程（史景迁，1998：243）。作品的主角往往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共和制国家艰难的起步岁月。这些几乎与新共和同龄的年轻人的人生探索和精神状态正是当时整个国家经验的微缩。赛珍珠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在小说的内容表现上自然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作家更侧重揭露造成年轻人彷徨与迷惘的社会原因，以唤起民众的革新意识；而赛珍珠却更重视将“局外人”的视角融入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经历中，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她的中国同行们正热血沸腾地革命，要为中国的命运清理历史的河床，于是将河床中沉积的金子往往也一股脑儿冲走了；而她要沙里淘金，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现代转换的东西，这些东西与西方文化结合后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发展的能动力量。一部国家寓言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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