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诗意与狂欢:塔下的纯爱之歌

作者:刘国强




  小说《塔铺》中的诗意来自主人公对美好事物和爱情的憧憬,也来自作家对顽强的人的生力的特别观察。刘震云在《〈塔铺〉余话》中说:“当时的我,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人踢掉饭碗的民办教师,两拳空空,面对着偌大的世界。”但当作家看到小河边有一个用筢子收草的农家姑娘利用收草的间隙坐在河滩上梳头的场景时,原本对前途迷茫的作家感到异常的兴奋。他说:“这让我感到,我这家乡可真不错!”“我觉得我这故乡,可真让我有点牵挂……”⑦《塔铺》是一种纯感性的回忆。纯感性的回忆肯定会出现一种温情的光晕。时间能给人带来一种回忆错觉,善的过滤会使过去的生活在感情世界里比在现实世界里更美更好。纯感性的回忆使《塔铺》更富于诗意。
  
  二、诗意之中的狂欢
  
  对于现代都市的浮华和狡诈的不屑,使沈从文和刘震云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乡村的回忆。虽然这回忆是刻骨铭心的悲怆的纯爱之歌的绝响,但在两位作家的笔下,却都是那么纯朴,那么富有诗意。独特的是沈从文更多地张扬了乡村纯朴的巨大潜力,那金钱权力、财富碾坊、都市浮华等等的诱惑,甚至那大老天保负气出走、险滩遇难的伤悲,那老船夫忧思愁虑、抑郁而逝的丧痛,都无法阻挡住边城白塔素朴力量的滋润融化,那神秘的白塔虽然轰然倾颓,但又很快被善加修复,重新巍然屹立。作家在这里修复的不仅仅是白塔本身,他修复的更是被现代都市浮华和财富金钱所践踏忽略快要消逝的乡村质朴传统。作家试图通过这种修复充分认识民族的伟大处,旨在给“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重建“一种勇气同信心”⑧。因此在沈从文的笔下,白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无不是那么纯朴。诗意的光环散射在光怪陆离的各种人物事件上。
  沈从文除了用极多的笔墨对傩送和翠翠两情相悦的纯朴的爱情作了诗意的渲染之外,还对其他狂欢因素进行了描写,这些描写大多都带有诗意化的色彩。譬如大老天保对翠翠的追求,诸如向老船夫心直口快地自白、托媒人几次打探并走车路求亲等一系列追求翠翠的行动,作家就进行了刻意的描述,表现出天保对翠翠坚持不懈的痴心迷恋。作家把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和捉鸭竞赛写得特别的狂欢,又很有诗意。小说中对王团总把碾坊的巨额财产作为女儿的陪嫁的妆奁的描写更是声势惊人,竟然一度夺去了龙船竞渡对众人的吸引力。碾坊与渡船之争竟然成了龙船比赛中众多看客互相争论的热点话题。
  在沈从文的笔下,白塔下的风尘女子这种很另类的狂欢因素也染上了质朴诗意的光彩。沈从文更是对于她们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肯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⑨沈从文在《边城》中为我们演绎了塔下爱河的难解之题,显示出天命也无法主宰的爱河的神秘复杂。沈从文的《边城》之美更在于作家把这种爱河的难解之题搁置在一个古朴纯净、美丽灵动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山水生活环境之中,让这爱河和塔下的诸多狂欢因素一起流淌出浓郁的古典的诗意来。
  与沈从文不同,刘震云对都市的本质和乡村的意义有了更多新的认识,表现出“双重的放逐和逃亡”{10}。刘震云在城市出生不久便因生计所迫被外祖母抱到河南乡下抚养,在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其间伴随着他成长的有“四年三灾”和“文化大革命”等天灾人祸。刘震云说,“我的故乡位于河南省延津县。无论是从地理面貌或是人的模样来考察,都非常平淡,没有任何让人心情兴奋的地方。”{11}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作家在投注这乡村回忆的一瞥中,除了用大量诗意的笔法去描述那砖塔下的纯爱之歌的绝响之外,也并不回避和粉饰那同一个砖塔下的并不诗意、有时也并不纯朴的各种元素。这只是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塔有七层,无顶,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12}看似会马上坍塌下的砖塔最终还是坚毅地竖在塔铺。
  如果说主人公“我”和李爱莲的纯洁的爱情是小说的主要诗意部分,那么小白脸“耗子”对小姑娘悦悦的追恋,三十多岁的王全和他的高大的黑老婆的打骂,李爱莲父亲的喝酒成病,以及吕奇乘人之危用金钱换取婚姻等则是这诗意中的狂欢。作家在写了王全的老婆点着王全的名字大骂之后,对王全的反应又这样作了描述:“王全也不答话,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将她赶出门。两人像孩子一样,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终于将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13}这段有如古代两军大将对阵搏杀的戏剧性的场面让同学们哄笑不已。主人公“我”同宿舍的四人怀着各不相同的复习动机,这种高尚与自私、高贵与卑下等相异元素共生的情形则可以看作是集中预示作家后来几种相异创作方向的狂欢端倪。王全是为了当清官治贪官,“磨桌”只是不想割麦子,小白脸“耗子”只是为了谈恋爱,而主人公“我”则是因为一无所有才来复习。这几种动机恰恰与作家后来写作的几个方向形成绝妙的呼应。作家在后来的小说中写到了官僚的倾轧和权力的争夺,写到了农民的生存苦难,写到了爱的欺骗和荒唐,写到了“在人的统治下生活得很苦”{14}。这其实是一个由诗意理想到生存苦难再到狂欢化视角的写作过程,它暗示了作者笔下民间世界新的内容构成。
  刘震云以现代都市人俯察历史的姿态激动而又困惑地注视着塔铺发生的一切相异元素的运动。雷达说,《塔铺》这篇小说其实是从“后来,我进了我国北方一所最高学府”这个结尾开始的,“虽然它没有采取现代都市人与乡村青年同时映现的参照场景,但那个现代人是隐蔽的,存在的,于是形成了小说中自始至终的文化落差,它能使你与眼前的浮华、轻狂、无聊、消费热之类对比,它有一种力,把你拽下来,拉到实存的地面,给你降温,让你怠然感到困惑:究竟‘塔铺’的一切与眼前的一切,哪个才是真正的存在?”{15}正是这种俯察历史的姿态和这种激动而又困惑的注视,使作家还来不及在这个短篇小说中逐个展开塔铺那些相异元素的生活运动,短篇的体制只能暂时容纳些许狂欢的端倪。
  刘震云在《〈塔铺〉余话》中这样阐释他的创作思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塔铺》不是一篇多么好的小说。我应该写出的好小说,还没有写出来。”{16}作家告诉我们,《塔铺》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它包含着诸多的相异的小说元素,这些元素的涌动将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内容各异、面目新奇、更美更好的作品。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国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焦作师专中文系副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
  
  ① 廖君,刘震云.把“小人物”当“大人物”来写[N].新华每日电讯,2007-12-17(7).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0.
  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36.
  ④⑤⑥{12}{13} 刘震云.塔铺[J].人民文学,1987,(7):4-15.
  ⑦{14}{16} 刘震云.《塔铺》余话[J].中篇小说选刊,1987,(6):109.
  ⑧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9.
  ⑨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1.
  ⑩ 贺仲明.放逐与逃亡——论刘震云创作的意义及其精神困境[J].中州学刊,1997(3):74.
  {11} 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2):73.
  {15} 雷达.追寻灵魂之故乡——《塔铺》与《无主题变奏》的比较[J].文学自由谈,1988,(3):3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