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焦仲卿与卡巴诺夫形象之比较

作者：周　青

　　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地理位置比较偏隅，当19世纪中期西欧诸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俄国却仍停留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下，俄罗斯人的生活和思维，教育和自由，自然也都无法抹去奴隶制的标记；同时，延续了近千年而未接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正教统治，也使俄罗斯人的自由天性受到压抑，受宗教道德意识、行为准则的浸染和捆缚，他们的精神变得驯顺和孱弱。虽然《大雷雨》（1859）写成的年代社会改革的气氛正在酝酿进行中，但顽固守旧势力仍在肆虐挣扎。剧中悲剧发生的地点——伏尔加河畔的卡利诺夫城，就是一个由封建陈规陋习、宗教迷信所主宰的宗法制世界。这里，美貌的姑娘会受到诅咒，原因是她们经不住诱惑；而姑娘一旦出嫁，除了上教堂，便不准独自随便外出；更可笑的是，遭大雷雨袭击的地方，偶尔会有人触电而死，这原本是由于雷电交感作用，而迷信的卡里诺夫城的人却说，这是罪孽深重才遭的报应……生活在如此落后闭塞的黑暗王国中，卡巴洛娃夫除了沉默和绝望，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精神俘虏外，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
　　
　　三、焦仲卿和卡巴洛娃夫悲剧性格的普遍性
　　
　　《孔雀东南飞》和《大雷雨》中男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实际上是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孕育的相同的文学现象。他们的人格缺失、精神软弱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是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的。他们的人生境遇暴露了压抑湮没一切人性人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不合理，也是人在畸形的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体现。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我们还可找到相当多的焦仲卿式的悲剧性格，他们都是封建礼法制度的牺牲品。如《家》中的高觉新，《北京人》中的曾文清，都是受封建家长或旧礼教辖制而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人，不敢爱，也不敢恨，不敢哭，也不敢笑；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克制着个人的正常感情，消弭了个人的独立意志，不敢从事属于一个真正的人的自由而奔放的活动。在古代的现实生活中，也依然有焦仲卿的故事延续，即使像陆游这样的诗人，也终因无法摆脱强大的封建文化所给予他的限定而抱憾终身，留下《钗头凤》这样的千古绝唱。封建宗法制度下男人的压抑与不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在俄国，卡巴诺夫式人物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也不只限于单个的家庭，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卡巴诺夫性格的延伸或变形——在《穷人》中善良的杰符什金那里，是放弃个人幸福权利的忍耐和驯顺；在《外套》中的阿卡基耶维奇和《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那里，是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被吓破了胆的奴性；在《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那里，则衍生为病态的虚弱、趋于死亡的保守僵化和令人窒息的阴险卑鄙……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昭示：精神软弱已经成了专制统治下的必然结果，成了特定时代中的一种普遍人格。作者正是通过对人性的扭曲与畸形状态的揭示来给人以震撼，给人以警醒，进而也唤起人们打破旧制度旧秩序、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和勇气。
　　作为独具特征的个体，焦仲卿和卡巴诺夫性格同样是真实而丰满的，他们也将像刘兰芝和卡捷琳娜这些追求自由、以死抗争的女性一样，在多姿多彩的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周青，江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 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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