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作者的诤友 读者的良友
作者：孙士生
摘 要：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真诚人格，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始终与批评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一种平和、冷静、宽容、旷达的心态评析批评对象，表现了他尊重历史、尊重文学规律的科学态度。他的文学批评沟通了作者与读者间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他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他是一个良友。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科学评价，不是单纯的审美享受，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捧之上天”或“按之入地”都不符合促进创作、引导接受的批评目的。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①成仿吾也指出：“像真的文艺作品必有作者的人格在背后支持一般，真的文艺批评必有批评者的人格在背后。他对他的对象，也像创作者对于一切的现象一般是很公允而沉着的。”②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就是这样，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真诚人格。他说：“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话必求其合理且比较接近事实。文章若毫无可取处，至少还不缺少‘诚实’。”③解读沈从文的批评文本，这确实是一个诚实的自我评价。
沈从文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对批评对象一视同仁，无论是名家名作还是出自新人之手的作品，不论关系亲疏，都能不囿于私情，不偏于己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认为：文学批评“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他评论过的现代作家有四十多位，剖析这些批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努力地超越了社会思潮的变幻、党派思想的纷争、个人名利的得失等等羁绊，始终与批评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一种平和、冷静、宽容、旷达的心态研究评析批评对象。这是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可贵之处。众所周知，沈从文早年与鲁迅有过误会，而且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左翼作家的论战曾经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但沈从文并没有心存芥蒂。他这样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
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④
显然，政治立场的不同与思想的分野，并没有影响到沈从文对鲁迅艺术的批评和评价。
对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作家，如郁达夫、冯文炳、俞平伯、朱湘等，沈从文在评价他们时，也是标准一贯，不护短，不阿谀过誉。冯文炳是“京派”同仁和文学前辈，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虽然对冯文炳的“文学趣味”和独特的“文体风格”给予高度赞扬，但也对冯文炳后期“趣味的恶化”——不庄重的文体（如“八股式的反复”）给予严厉批评，指出：“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以至于长篇《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 郁达夫可称是沈从文的恩人和导师，生活和写作上对沈的帮助都很大。但这没有影响沈从文对他客观的评价：“取向前姿势，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性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风度的文字表现出来，是郁达夫。”他肯定郁达夫对“表现自我”这种方法的把持不松手，因而其创作也取得了“忠于自己”的最纯净的成就。但他指出，郁达夫的风格缺少变化，只顾展示个人苦闷而与时代逐渐脱节，因而读者“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他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
中国现代文学是“工具重造”和“工具重用”的成果，它较多地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经历了一个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而沈从文所评价的又大多是新文学前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作品，这就面临着一个怎样站在“今天”的视角看待过去作家的业绩的问题，沈从文没有厚“今”薄“古”，而是“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⑤，即用历史的眼光评价过去作家的业绩。沈从文在他的长篇评论文章《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中，高度评价新文学先驱者们在创作上的努力，对于贬低新文学初期成就的言论给予批驳。虽然沈从文也承认，“第一期的创作同诗歌一样，若不能说是‘吓人的单纯’便应当说那是‘非常朴素’。在文字方面，与一个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朴素简略，缺少修饰，显得匆促草率。”但是，“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责是不行的。”他指出：初期的文学，“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对一切制度的怀疑，对习惯的抗议，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态”，“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⑥
用历时性的眼光看，新文学初期产生的汪敬熙的《雪夜》，算不上“好作品”，却是“当时的一本作品”，“这本书，告给我们的，是那个时代一个青年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的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⑦同样，杨振声的《玉君》，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也不失为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它“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故这本书不单是在过去给人以最深印象，在目下，它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⑧。沈从文这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学规律的公正态度，不仅有利于总结艺术经验，也是令人信服的。诚然早期的新文学创作，大多是一些粗浅的尝试性的作品，艺术水准普遍不高，但是这些作品以强烈的启蒙意识、浓郁的感伤情怀和大胆的艺术探求精神，支持或呼应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学运动，为二十年代初中期的新文学繁荣奠定了创作基调，怎么能以这探索阶段的幼稚来抹杀开路者的筚路蓝缕之功呢？
沈从文不仅是一位作家、批评家，而且负责《大公报》《益世报》等大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多年。他不是为了玉成自己批评家的名声，而始终是为了创作，为了读者，始终带着对创作的深刻体验和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关于自己写评论文章的动机，沈从文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的长论中开宗明义：“我不在告诉你们买一本书或不买某一本书……这里我将说到的，是什么作者，在他那个时代里，如何用他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他的作品有了什么影响，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倾向，在文学技术上，这作者的作品的得失……我告诉你是明白那些已经买来的书，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去理解，去鉴赏，却不劝你们去买某一个人的作品，或烧某一个人的书。买来的不必烧去，预备买的却可以小心一点，较从容地选择一下。”显然，沈从文试图在泛滥的商业炒作气氛中为读者作一廓清迷雾的工作，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当时的新文学作品。他曾经抨击两种误导读者的文学批评家：“一为与商人或一群一党同鼻孔出气的雇佣御用批评家，一为胡乱读了两本批评书籍瞎说八道的说谎者。前者领导青年读书，后者领导青年不读书。……”⑨这一是一非，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批评观：批评家有将优秀作品推向读者大众的责任，批评家不是“传道师”，而是艺术王国的“导游”，批评的工作是庄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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