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周作人散文小品的人文关怀初探
作者：蒋芝芸
一、“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名字常常是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联系在一起。1918年底与1919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他从个性解放和反对封建旧文学的要求出发，提出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理论主张。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虽然在表述上存在着一些不十分明确的地方，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本质上厘清了新、旧文学的标准。文章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认为封建的旧文学中那些妨碍人性生长的非人的文学，应当排斥；有助于人性发展和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的新文学应该提倡。文章还明确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提倡基于一种对人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认识，他首先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与别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他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但又指出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而他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但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他这种灵肉一致、兽性与神性合一的人生观，吸收了欧洲自15世纪以来的人文思想的成果，希望中国人睁开眼睛认识自己，重新发现人，“去辟人荒”，进而“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同时，周作人还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本着这种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以“平民文学”的口号。在《平民文学》中指出，“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也便是我的事。”在文中，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而且从那个时代需要出发，提倡更关心普通人，关心普通人的精神与心理。
周作人所提出的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文学革命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的理论口号。他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人的文学”这个中心观念，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各种流派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推动力。
周作人“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还有着鲜明的人文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之所以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是“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强调“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学”观念的两大支柱，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思想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几百年来“人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它强烈地反叛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儒学思想而把文学引向对于人或人生的关怀与描写，使得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人文关怀的道路。
二、国民精神与个体情趣
虽然人们普遍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率先提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却很少有人能将其理论与其散文创作联系起来，从理论倡导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探究其中的人文关怀，探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真切地实践着这种艺术主张，表现心中真切的人文关怀。
在笔者看来，周作人散文中对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群体层面，即对国民精神的关注，一是个体层面，即对个体人生情趣的重视。这两大层面的存在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同时共存是密切联系的。这两大层面在他的散文中大体呈现出既历时性变化，又互相交融的特点。在早年的散文中，他注重的是对群体的关怀，着重关注的是国民精神人格的重塑，主要表达的是对全体国民精神心理的人文关怀；而越到后来，主要是在平淡冲和的外衣下关注平常的人性人情，特别是个体的人生情趣。
首先看其对国民精神的深切关怀。周作人在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参加到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从理论上积极提倡“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外，他的其他的大量的散文，与他的兄长周树人的杂文一样，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思想体系，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层面关注国民精神心理与理想人格的建构，深沉关注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针对当时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不是单一地提倡白话，而是十分深刻地看到白话文也可像文言文一样宣扬“纲常名教”“忠教节烈”，因此，“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等于“换汤不换药”。他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并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从初期的着重文白之争，推向对人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心理关注。
周作人的散文对妇女有着较其他群体更为深切的关怀。他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面对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妇女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他还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
周作人意识到经过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不断精心培植的旧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对此，他作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周作人对旧道德的批判是坚决的不妥协的，同时他又忠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他认为只有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和艺术的修养，才能改变国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他说：“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精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周作人创作了大量的这类极具批判性与战斗性的散文，体现了“五四”文学对中华民族群体精神心理的关注，与其兄鲁迅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立人”的文学。
再看周作人散文对个体心灵的关怀。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有一系列描写草木虫鱼，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闲适小品，而且他自己则是越来越有意识地去追求。著名的《喝茶》《乌篷船》便是这类文字的代表。他的这类散文无明显的社会意义，常在描述日常生活琐事或回忆往事或谈天说地、谈论花鸟虫鱼，表露自己的心境和情致，过去常常被人批评。其实这类文章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个体的人，侧重的是个体人生情趣的表达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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