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别样的风景
作者：褚又君
摘 要：反讽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创作实践的一大显征。根据反讽的叙事在90年代以后小说的演变和反讽艺术创作实践中的体现，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三方面来探讨分析90年代以后小说的反讽形态。正是这种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反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表征。它经历了从古希腊喜剧、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新批评文论的递嬗生衍，由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名称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讽的概念被不断地扩充和修正，表现形式也令人眼花缭乱。上世纪40年代欧美新批评文论的鼎盛使得反讽理论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新批评派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反讽在形成小说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以至于H·R·耀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
了解了反讽叙事出现与发展的运行轨迹后，我们将进入反讽叙事文本的内部进行细部分析，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这三个方面对反讽叙事形态进行条分缕析，以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反讽叙述的文本表现和叙事状貌达到基本的认知，借此，也可探询到反讽叙事的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嬗变之间的隐性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绝不是只为了单纯的分析和分类而已，仿佛是对一百八十九种犀牛加以分类似的。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想阐明反讽确实是富有文化和文学意义的一种现象”。
一、言语反讽：语言的狂欢
言语反讽，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叙述者采用谐谑性的话语方式来传达和字面意思相反或相左的意思，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间的矛盾显得相当强烈而鲜明。反讽的语言往往无视既有的话语成规或有意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以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反讽者本人具有明确的反讽意识和文本意图。由于话语反讽相较其他反讽形态而言其功能较为明晰直接，因此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和批判精神。它会在语言本体意义与语境意义之间建立某种“错位”，造成词语之间的张力和距离，在作家、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这就是反讽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以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有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言语反讽在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应用。王朔、王蒙、刘震云、孙甘露、朱文、李洱等作家都掌握了高超的反讽艺术。
王朔对反讽语言的运用是最没有心理障碍的。他出神入化地操练着那些指桑骂槐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将某些政治术语与市井俚语进行嫁接，使真假、雅俗、庄谐，相互干扰、冲突，在排斥与抵消中变得摇晃不定。他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让一群市井粗鄙之徒脱口而出地讲着冠冕堂皇的语言：“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我们就是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人物身份、所处的环境与话语的悖谬构成强烈的反讽，揭破了此类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的空洞与虚假。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刘顺明叫一群男孩子玩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唐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说过的话，‘垮掉一代。’‘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自己的语言和精神的讽刺。
刘震云也是最善于言语反讽者之一。他能在同一时空中，把不同场合与领域、不同等级与身份的语言扭结在一起。在他90年代的小说中，往往高雅与粗俗、庙堂与乡野、集体与个人、明朗与晦暗共存，牛屋和丽晶时代广场比邻，粪堆和丽丽玛莲酒店同在。语言释放出无穷的戏谑和闹剧色彩，在语言的狂欢背后，是主体的消散和沉沦。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在语言上表现得汪洋恣肆：“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这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统摄着整篇小说，于是反讽的力度反而削弱了，因为这种简单重复和追求复杂、诡异、含混的反讽手法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好像一副被越扯越满的弓弦，最后弦断了，语境压力也像泄气皮球一样崩溃了。历史在刘震云的反讽话语的呈现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庄重神秘令人敬畏的色彩。
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呈现了对当代新儒林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状态的反讽。她在小说《先锋》中写道：“方丈听了这话，面色略显平和：‘希望工程倒是不敢妄比，但本地区远距离教育搞得好，庙里的香火的确是一天天旺了呢，登门请求面授辅导的络绎不绝。本庙创收成绩显著，再不用政府每年拨款。这正是贫僧的一大创举，所以人们也授予老僧‘先锋’的美名，惭愧，惭愧啊。’”这段话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反讽氛围，被嘲弄的自信以及对于表象和事实互成对照的无知无觉的态度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在圣与俗的互渗现象的背后闪烁着对世俗对潮流的忧虑和针砭，这种似实而虚的锋芒使意蕴显得更为邈远。
本时期韩东的《交叉跑动》呈现了对性与爱之间的错位、灵与肉的分裂的反讽；朱文的《我爱美元》呈现了对父子伦理关系的反讽；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呈现了对男性世界的反讽……所有这些文本极大地丰富了这阶段文学的反讽景观，从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理性、爱情、理想、事业、情感、欲望，到日常生活、鸡毛蒜皮、饮食男女，都无法逃脱反讽话语的观照和调侃。
二、情境反讽：悖谬和荒诞
情境反讽指的是小说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或场景所显示的悖谬性和不合逻辑性，单个的场景、事件、细节、意象如果拆除其间的因果关联则和正常的形态并无二致，可一旦通过它们的相互组合、链接便会显露出荒诞的结果和悖谬的逻辑来。在叙事中，反讽观察者转变为反讽叙述者，与其说他清楚地知道他叙述的情境是如何乖谬的，不如说制造世界的荒诞真实情境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作者从而得以向读者展示他的隐蔽意图，实现反讽目的。情境反讽有多种复杂的情况，主要有：
现实反讽情境的设置。
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既适宜于一般的情节阅读又构成对现成叙事方式的挑战，通过一系列错位的事件构成一连串的反讽情境达成反讽题旨的实现。小说叙述的人物繁花、小红等不具备现代独立个人的基本质素，但是所有人和事件构成的关涉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叙事场域中，却饱含了对特定的现代中国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质问。“文本中事件的结局与愿望的截然相反构成文体内部的反讽。如小红的乖顺听话善解人意与她最后的‘夺权’之间；繁花为选举的积极奔走、对未来的憧憬企盼与最后的落选之间；繁花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计划外怀孕妇女雪娥的努力与落选后自己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之间；富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思想的繁花与她当初的选举是通过数豆子、拉选票的方法之间……诸多的反讽事件构成了一串反讽情境，最终指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与颠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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