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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教授来访说起

 



  丙子年的初秋,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底,有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访,他是刚从美国到湖南,参加岳麓书院孔子会议返美,路过香港,事先经人约好时间,所以才有见面一谈的机会。不是这样,我实在没有剩余的时间,可以与宾客应酬。平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忙些什么呢?我只有对之苦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一个真正立心做学问的人,实在永远没有空闲的时间。尤其是毕生求证“内明”之学的人,必须把一生一世,全部的身心精力,投入好学深思的领域中,然后才可能有冲破时空,摆脱身心束缚的自由。这种境界,实在无法和一般人说,说了别人也不易明白。


  自幼诵读益处多

  话说回来,这位名教授来访,谈到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汉学(中国文化)会议上,中外学者到了不少,大家共同研究读“四书”之首的《大学》一书。当大家研究开宗明义第一章,讨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各人都发挥自己的观点,很久,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一位来自国内某一有名大学的学者便抢着发言说,我看这个问题,何必浪费精神,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只需把“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去掉就好了!全场的人听了,为之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这位教授说完了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在座的人,也只有为之一笑。我便问:后来怎么办呢?他说:后来我就私下对他说,你太狂妄了……。这个人最后才向大家道歉。我听完了说:我几十年,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听过这样的妄人妙(谬)论太多了,所谓“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我心里不但震惊万分,同时也惭愧自责,感慨不已。

  因为我在童年正式读家熟(就是请先生到家里来家教),开始就是先读《大学》,要认真背诵《大学》。长大以后,转到民国初年所谓的洋学堂读书,对于《大学》、《中庸》,早已置之不理。但因为基本上有童子功背诵的根底,所以在记忆的影子里,始终并未去掉。后来在中央军校教授政治课,又碰到要讲《大学》、《中庸》,因此,驾轻就熟,至少,我自己认为讲得挥洒自如。接着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五通桥,为了地方人士的要求,又讲过一次《大学》、《中庸》。每次所讲的,大要原理不变,但因教和学互相增长的关系,加上人生经验和阅历的不同,深入程度就大有不同了。


  但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台湾以后,步入中年,再经过历史时代的大转变,对人对事的了解更加深入。正如清人钱谦益的诗所说:“枥中老马空知道,爨下车劳枉作薪”,颇有感慨。所谓“枥中老马空知道”,钱诗是感叹自己虽然是一匹识途的老马,但马老了,毕竟是无用了,只能作废,把它豢养在马厩里,当作一匹千里马的活标本罢了。“爨下车劳枉作薪”,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用的车轮,都是木头做的。这种木头的轮子,在长年累月的旋转奔走之下,外表已磨得损坏不堪了。乡下人把它换掉,拿来当柴烧。当些烧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叫它做“车劳”。“爨下”,就是指烧饭的灶下。你只要读懂了这两句诗,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心境了!

  因此,当时对蒋校长所著的《科学的学庸》,虽然并不能认同其见地,而且我对学问的态度,也决不苟且,但政治部邀请我去讲,如果我拒绝,在当时的人情面子上,也是势所不能。这中间微妙关系的自处之道,正如《大学》后文所讲“缗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完全在于操之一心了。

  而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有过很多次冲动,希望有一两个后起之秀,能够立志研习原始儒家的学问,我将为之先驱,如清人龚定庵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我也毕竟失望了。我也曾经对一般成年的学者同学们讲过几次,希望记录成编,但每次的记录,我都不满意,又加舍弃。不是同学记不好,实在是我讲得不透彻,讲得不好。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过,要真正做到百无一用的书生,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代价也太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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