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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义战

 



  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称他作“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事不干己,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所包涵的时代,都有几百年之久,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春秋时期也罢,战国时期也罢,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时代,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

  可是在后世看来,这个时期,则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我们知道,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他在晚年,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删诗书、订礼乐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开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春秋》。

  在这部书里,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后果,同时也包涵了对于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指示——如何是应该?如何是不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础,开始逐渐地被破坏,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蔽,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实在太多。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
  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仇者有二焉。

  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后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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