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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柯称大王去分阝。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里劈头第一句话,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宠。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在陈蔡之间,受到饿肚子的遭遇;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 但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有的人却轻视现实。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结果讨伐纣王以后,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所以像伯夷、叔齐他们,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 接着,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闭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样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也向孟子请教过,结果,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阝),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乐。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犯,国人愤慨,要起而对抗。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于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国业,改迁到歧山山下。大多数的豳人,由于爱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迁居。而后经由季历、文王的发扬光大,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时,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而改国号为周。 司马迁接着说,孔子、孟子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见。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因此,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于现实社会,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随后司马先生又举例:商汤时代,伊尹不得志的时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想尽办法,去作商汤的厨师。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请他当辅相,发展了他的抱负,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混口饭吃。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请他当辅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为什么呢?有理想,有抱负,尚未得志时,不妨将就别人一点,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与你合作以后,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当时的学术、言论、思想,虽然看起来很怪,不合于学问的大道,好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所以,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那么,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说,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碰到这种问题,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有矛盾,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是与非,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说明。你买了票,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后,你要的是哪一样,但各取所需,各凭所好了。不过,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马虎。 附带地再说明一下,他在这篇《孟子荀卿列传》里,最后说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国,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山东)地方的首长——兰陵令。后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车,或在公共场所,往往看到“银钱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语一样有味道。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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