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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

 



  我们讨论到正题上来。孟子和齐宣王之间,“打太极拳”也好,“打篮球”也好,两个人推来推去,看来蛮好玩,也都蛮可怜。但齐宣王始终很尊重孟子,尽管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见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齐宣王,其实齐宣王也真是蛮可爱的。在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中,讲实在话,齐宣王是比较好的一个。

  现在,孟子和齐宣王两个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个明堂来,于是孟子改变拳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上。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对齐宣王说,假定你齐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给一位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访问,等到他出国回来的时候,妻子儿女都已经冻死饿死了。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对于这样的朋友,很简单,不理他。孟子又说,如果你下面的执法官员,没有好好尽职做事,那你怎么办?齐宣王说,那只有免了他的职位。孟子于是紧跟着问,那么一个国家的不安定,这个责任问题怎么办?齐宣王被他这么一来,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随便找个其他的话题,岔过去。齐宣王此时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将了一军,进退两难,下不了台了。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回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将了一军之后,接着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击,硬拼硬打的都上场了。这个时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头不对,准备收拾行李要走路了。(这是孟子第一次离开齐国。)所以又一次对齐宣王说:

  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指年代的久远,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参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国的气息。兼备功勋德业的世臣,才是一个文化故国的精神表率。现在您不但没有这一类的大臣,就是连真心忠于您,亲近您,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也没有。过去有人推荐了人才给您,虽然您也立即录用,可是过不了两天,把这个人的名字都忘记了,甚至于他因不被重用,悄悄离开了您,您都不知道。这怎么可以?

  实际上,齐宣王最大的毛病,在于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后来他的儿子——齐湣王继位,变本加厉,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苏秦的弟弟苏代看出了他的弱点,报告了燕昭王,于是燕国打败了齐国,使齐国一蹶不振,几乎至于亡国。这一次,齐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谈话,打得太厉害,答不出话来以后,齐宣王把他冷落在一旁,两人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了。

  齐宣王听孟子这么说,也只好敷衍地问,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不好,应该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实在无法考核啊!孟子说,用人本来是有人事制度,可按照制度办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话,就不要拘泥成规,应该越级拨用,使得不尽其才。接着孟子就对人事考核的几项原则,作个解说。

  这个原则,孔子也曾经提到,在《论语》中有过记载。孟子的观点和他完全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说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认为他好;您的高级干部们也说他好,您还是不可以认为他就真好;即使全国的人都说他好,您还是要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他真的很好,然后再用他。相反地,对于不好的人,也要这样一一查询,再经过仔细的审核,发现了他的确很坏,实在可恶,然后才可以不用他。这样,即使您下命令杀了这个犯罪的人,也等于是全国的人要杀他的,谁也不会怨恨您。要做到了这个样子,然后才可以为民父母。

  其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全国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养爱护,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后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说地方官为民父母,就是脱胎于此,演变而来。

  现在我们再次深入研究这段文章,这章书,是孟子在齐梁之间自己的笔记,至少也是门人记录,或者经过他自己看过、核定过的。可是这一段的内容,好像是凌空而来,与前后文的内容都不相衔接,没有关连。据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齐宣王两个人,一路打“太极拳”玩推手,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孟子忍不住,突然猛击一拳,“跆拳”都上了。“跆拳”一上,齐宣王被打怕了,干脆不和孟子见面。

  隔了一段时间,孟子有一天硬是轧一脚进去。见了面,孟子又改变拳路,来一套“形意拳”,骂他一顿。这就是上面的一段话。这一段的开场白等于说,你请了客人来,又不请他入席,这怎么可以呢?当然孟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圣人,只说他请来的人,如果悄悄地离开,他都会不知道。而齐宣王对他的答复——并不问有哪一位圣人贤人我没有用他,只说:“吾何以识其不才不丽舍之?”我怎么知道谁是饭桶而教他走路呢?这句话使得身为贵宾的孟子,听来很是难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难在齐国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国人皆曰可杀”这三段话。因为孟子前面的“士师不能治士”和“四境之内不治”这两句话,把齐宣王和大臣们都骂进去了。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见这时,齐宣五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怀疑,包括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如苏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尝君的门下客,都可能从中捣鬼。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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