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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燕王哙传到昭王以后,燕国起来复仇。要复国仇,必须要内政修明,力图强盛。而内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争取为先。他第一个就采用了郭魄“千金市马骨”的精神原则,广求人才,得到乐毅这一批贤能之士,一战连下齐国七十二城,湔雪了国耻。 第二是,在那个时候,苏代曾对燕昭王说过这样一句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他认为仁义的精神和行为,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最高修养。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国的政权,治理天下的百姓,仅仅讲究仁义的道理,是没有用的。把苏代这个理论和孟子的话对照一下,则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义的思想和精神没有错,只是在方法上,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其实,苏代的话仍然不脱纵横家的论调,把仁义限制在个人的修养上。我们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纣之前,曾经和姜太公商量过。据《太公金匾》的记载:“武王问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攻伐纣王之前,对姜太公说,现在殷纣王因为暴虐无道,已经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国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来还会变本加厉,天下将更动乱,百姓将更痛苦。现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动,把殷纣的政权拿下来呢? 姜太公对武王说:据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时、地利、人事等这些客观因素和时代趋势的人,当势不利于自己,而无法实现理想时,他是不会怨天的。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将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么就不会轻易去责怪别人了。所以处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观的因素衡量清楚,对别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据这些条件,作好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行事,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不能把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说,那就必然失败无疑。而且,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时机成熟,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却迟疑不进,坐失良机,这样不是太可惜吗?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这就不对了。一件事情,时机到了,大势所趋,由不得你,而你却偏偏不采取行动,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业更要注意。至于时机不到,或者时机已过,却勉强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会持久的。譬如夏天,枝叶茂盛,花开之后,到了秋天,自然结果。等到严冬来临,则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当的时节,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时机,一个恰当的时机很难遇到,但却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经有这样的话:“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谓之道,谓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仁道。能使全国上下安居乐业而心悦诚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并不着意去追求争取,而自然由他人拥戴,那么你便立了信。为天下民众除害,换言之,谁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谁,这就是仁。如果顺天应人,自然获得权位,执政以后,全国上下亲爱精诚,和睦相处,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内在的灾祸危难,则和衷共济,同心协力。能做出这种政绩,那就真是为帝为王的材料了。 同样地,我们可以了解,孟子的赞成——至少是不反对齐宣王伐燕,并没有违背他一向所主张的“仁义”思想。而仁义也不一定如后来所说的,只是完成个人美好人格的修养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说法,在客观条件的需要下,战争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则不但不违背仁义,且合乎仁义。照鬻子的理论推衍,一场为天下除害的战争,也就是仁道的伸张。 总之,孟子因为燕国老百姓生活于水深水热中,所以不反对齐国去攻伐,这并不违义。他的论调。可以说和当年姜太公对武王所说的,是同一个方向。问题是齐国之伐燕,没有做到如鬻子所说的那几个原则,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实上,基于当时时代趋势等因素,孟子的思想并不像孔子那样宗周。因为历经七百多年来的中央周室,实在已是一个扶不起来的破砂锅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义,为民造福,他便可辅之为王。 孟子在魏齐的外一章 孟子为什么不能得到齐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这实在使人有“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之慨!为了解答历史上这一疑问,就不得不回来再综合研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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