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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诺贝尔家庭在早期阶段，就曾从事改进老式炸药的工作。伊曼纽尔曾用他的火药混合物来装置各种雷，打算使它成为一种军事防御工具；但诺贝尔后来的努力，则旨在创造一种效能尽可能大的民用矿业矿药。他的发明通过含有黑色火药的爆炸油和雷管，以及通过不含这种火药而另闯新路的黄色炸药，已经取得了进步。随着爆炸胶的发明，他在这个领域是至高无上的了。 一八七五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关于现代爆炸物”的讲座；在这次原来打算宣传黄色炸药但却引起很多讨论的讲座中，他用下面的话谈到黑色火药的利弊：“老式炸药具有一种真正难得的伸缩性，从而能够根据性质极为不同的目的而灵活使用它。于是，在地雷里，只要它的爆炸力而不要其推进力；在枪膛里，则只要它的推进力而不要其爆炸力；在枪弹里，它可以为这两种相结合的目的服务；在作烟火的导火线时，它又着得很慢，而且不爆炸。在如此众多的用途中，它所产生的压力也大不相同：“在一平方英寸的导火线中，可以小至一盎司左右；但在一平方英寸的炮弹中，则能够大至八万五千磅。然而，它却象一位担负各种工作的女仆一样，缺少某一方面的专长；而用更好的工具装备起来的现代科学，正在逐渐占领它的旧有领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急于得到适合的炮弹、鱼雷和其它弹药需要的一种威力更大、冒烟更少的军用炸药。为此，世界各地的很多化学家都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功。不过，其中有两名我们将要谈到的化学家，曾给诺贝尔造成了很大麻烦，因为他们也对无烟炸药感兴趣。诺贝尔在巴黎塞夫兰实验室的试验日记表明，早在一八七九年，他就为研制那样一种炸药花了大量时间；并且非常独特的是，他的研究路子与科学界和出版物认为是可能导致成功的唯一门路完全不同。他是通过闯赛璐珞物质这条路，经过八年的研究之后，才达到了目的。 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间，他通过在所有主要国家取得发明专利权（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法国首次专利注册第185179号；一八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国专利注册第1471号），把他所发明的这种以无烟为长处的炸药公之于世。他给这种炸药取名为“混合无烟炸药”或“诺贝尔炸药”，亦称C．89。正象诺贝尔说的那样，它是用同样份量“以可溶著称”的硝化甘油和硝化棉，加上百分之十的樟脑构成的。诺贝尔接着说：“赛璐珞通常包含着大约相当于其重量三分之二的硝化棉，但是由于樟脑成份和这种物质的密集浓度，赛璐珞即使在作成细粒的情况下燃烧，使它作为抛射物的一种适宜推进力，也并不嫌慢。通过用硝化甘油来完全或部分取代樟脑，就可以产生一种有足以形成粒状浓度的赛璐珞；将这种赛璐珞装在火器里，它就会以缓和的燃烧率进行燃烧；如果用这种物质代替黑色火药的话，这种缓和的燃烧是有必要的，但却比黑色火药具有下列的优越性：它产生巨大的力量，不留下任何渣滓，而且是无烟或非常接近于无烟的”。此外，它还可以无限期地储存，并且便宜。 一八七五年发明的爆炸胶，是硝化甘油与硝化棉的混合物。然而，这一次的新发明却被认为是最杰出的。这是因为它通过结合两种各有高度爆炸威力特性的炸药，从而制成了完全新型的炸药；而这种新型炸药在真正意义上讲是不会引起爆炸的。除非在密集的岩层中，用几乎是数学般的准确性来点火燃烧。事实上，连专业界的人士也表示怀疑；而当他们知道这种混合炸药既可以在热滚子之间辗转，也可以在热气下压制成条绳、管筒和其它形状时，所表示出来的惊愕也同样不小。 这项发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军方和各国政府的兴趣也不小，因为他们害怕由于出现这种新产品，将使自己的战争潜力比别的国家变弱。一种真正的无烟炸药肯定要在战术方面引起根本性的变化。通过不同渠道使得诺贝尔感觉到了这种兴趣的影响。 诺贝尔最先向法国炸药龚断组织“炸药与硝石局”提供这项专利，但遭拒绝，因为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一种产品遮掩住了。一位名叫维伊尔的法国化学教授，在用全然不同的原理进行研究之后，于一八八五年发现了一种有希望的接近无烟的炸药：“B型萨劳——维伊尔炸药”。由于同政界有势力人士的关系，这种炸药已被陆军和海军方面迅速采用。诺贝尔曾为此骂道：“对于所有的政府来说，差劲的炸药只要有强劲的后台，显然比没有后台这个基本因素的优良炸药，要好得多。” 后来，意大利政府成为第一家接受混合无烟炸药的政府。诺贝尔在阿维利亚诺的工厂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专门制造这种炸药的生产部，一八八九年还签订了三百吨的交货合同。此后不久，意大利政府自己想取得生产混合无烟炸药的权利，于是，诺贝尔以五十万里拉的价钱，将他在意大利的这项专利权转让给政府。 由于诺贝尔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这件事当然要引起一些后果。法国炸药龚断局一些有势力的人，长期以来便对诺贝尔在塞夫兰—利夫里从国家租用的射击场从事的响亮的枪炮弹药试验，以怀疑和恶意进行监视。混合无烟炸药被看成是维伊尔炸药的危险对手，从而引起了政治干预和法国人的激情。报界对诺贝尔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他被公开指控为犯了不亚于间谍罪的罪行，说他从座落在他自己的实验室不远的那个警戒森严的龚断局炸药研究实验室里偷窃了机密。在初期的狂怒中，诺贝尔受到了坐牢的威胁，他的实验室被警察仔细搜查过并被封闭起来，他拥有枪炮和进行试验的许可证被吊销了，在翁弗勒的黄色炸药工厂进行混合无烟炸药生产也被禁止，这座工厂已经制成的试验用的炸药遭到没收。 法国当局对于一位在他们国家从事军用材料试验、并向属于三国同盟的一个国家出售这种材料的外国公民进行监视，不管这位外国公民是多么有名气，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这位发明家提出的工业间谍和盗窃发明专利权等指控，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一切负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出于政治动机，报刊上的诽谤和各种迫害仍在继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中断了他的重要工作，情绪沮丧、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座十八年来他感到自己在其中终于有了一个家和定居点的城市。 这在他的生活中，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自然也有着广泛影响。 在访问了他在瑞典的哥哥罗伯特，并且到他在阿维利亚诺、阿迪尔和克鲁梅尔的工厂，进行了关于今后各种安排的商谈之后，诺贝尔急忙赶回巴黎。他毅然离开了他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住宅，带着所有未被没收的实验仪器和少量私人财产，包括由安德期·佐恩为他母亲画的那幅油画肖像，于一八九一年迁居到意大利。在波嫩特河畔的圣雷莫，他定居在一所带有大花园的新装修的别墅里；他希望那里的气候将对他敏感的支气管有利，并且能有助于治好他的慢性伤风、“硝化甘油头痛症”以及坏血症的预兆。这所俯视碧蓝的地中海、周围环绕着桔园、棕榈和花坛的美丽别墅，被他称为“我的安乐窝”。有一次，当阿尔弗里德的朋友、汉堡公司的总经理古斯塔夫·奥夫施拉格开玩笑地指出“在一个窝里应该有两只鸟生活才对，而不能只有一只鸟”时，诺贝尔便将它改名为“诺贝尔别墅”，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情况来看，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次搬家是顷刻之间完成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离开巴黎，诺贝尔辞别了他度过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并在那里进行过很多试验的环境。尽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间曾用了很多时间去旅行，但塞夫兰实验室却是他永久和最喜爱的工作地点之一。与不下五十项大大小小的发明创造有关的最后阶段的化学试验，以及办理专利权和投入生产等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巴黎，他熟悉商业生活的一切：成功与巨大的经济利润；令人烦恼的诉讼；企业里的侵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他的产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灾难事故的报告等。在巴黎的年代，还包括大型卡特尔的组成：在石油生产公司处于棘手的财政困窘时期，他所给予的帮助，以及他的伙友保罗·巴布背着他所干的非法操纵等。这些非法操纵，是在巴布死后发觉的，曾给诺贝尔造成巨大损失；那件“巴拿马丑闻”，使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 在纯私人事务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后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烦的事情。他最亲爱的相依为命的母亲于一八八九年去世。这使他忧伤到几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诺贝尔与他的哥哥路德维格，毕生关系密切，并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投资在路德维格的企业里，但是，路德维格由于操劳过度，死于一八八八年。世界的报界出自某种原因，将石油大王路德维格与黄色炸药大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淆起来，写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关于后者死讯的文章。法国的新闻报道最不客观，而且语调尖刻，这当然是因为对塞夫兰的插曲记忆犹新。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记录表明，他当时曾以异乎寻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读着世界对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评价意见。没有任何人，特别象他这样一位经常躲避公众眼光的发明家，能够不被这种注意所感动从而保持平静。大约有一半这种死讯报道，提供了有着惊人错误的个人材料，而那些评论，则介于当时典型的颂词之间。 在混合无烟炸药问题上，同法国政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尽管形势逼人，却只不过是诺贝尔经历过的一系列挫折与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当然无论他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尽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却是一位能够勇敢地经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谈到这些，就不是多余的了。正是这位五十八岁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了他的工作神经中枢所在的法国首都，离开了他在那里接触文化生活并且会见了各个领域很多伟大的当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将“家庭”和“轻松”这些字眼，与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样一位浑身都是精力的人联系起来，那么，他就无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里的图书馆、马棚和兰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闲时间轻松于他的爱好活动的见证。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离开他那座单身汉住宅不远的一所套间里，他曾有过一位幕后的年轻女人，她和他往来达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给过她无限关怀，尽管他的苦心没有得到任何感谢，他却试图对她进行某种洗炼，希望能够使她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在迁居圣雷莫的头一年，他们之间就破裂了，从而粉碎了这场蠢梦。当时，他曾在财富和世界范围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独感，忍受着这一无比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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