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过一个印度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总是想着统一，总是想着把和他们长得差不多的人统一到一个国家里去。”我竟无以反驳，因为这种思想似乎真的存在在我们血液里了。虽然没那么夸张，但为什么中国必然要走向统一呢？欧洲自罗马之后就一直四分五裂，日子过得也不错。认真想一下，并不是像欧洲分裂就一定富裕，也不一定能如中国统一就一定贫穷，但似乎欧洲那种局面更有利于不同思想文化的产生和交流。中国的统一更像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自分裂的诸子百家之后再也没有了那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比如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处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今日。近几年出现的一些独立国家大都是在欧洲，比如黑山，比如科索沃（欧洲多数国家都承认了），比如现在苏格兰又要脱离英国。感觉就好像两个人过日子，过不下去就分开的那种感觉。但即使分开，各方面联系依然十分紧密。

　　

　　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即使在网上，只见过人们YY收复这里或者收复那里，绝对不会说这里分出去或者那里分出去之类的。即使某一个人说了，就会有许多网友喷他。即使一个外国人说一句这里或者那里应该分出去，我们也会群起而喷他，然后说他的国家这里或者那里为什么不那样，可事实上人家就是那样做了。

　　

　　到底是什么导致中国人一定要统一呢？

　　

　　大一统观念源远流长，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高度统一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现代人把大一统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君主专制统治”，“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四夷）建立庞大的集权体系、“大一统”的“大”被现代人理解为大小的“大”，即理解为一个形容辞；“一统”则被理解为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即“统一”。

　　

　　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动词“尊大”之“大”，“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因此，最初的“大一统”概念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

　　

　　“大一统”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国家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是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理念。后来才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关于国家统治观念，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由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中原文化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原地区即“中国”。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所以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千方百计跻身中原，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大一统的概念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分裂动乱，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的秩序社会。孟子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荀子则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显然这都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但他们都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真正系统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是汉代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是说，封建的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

　　

　　“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和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统治者的强烈认同，同时逐步灌输给人民，成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和信念。随着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全力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这种追求统一的愿望，深深积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凝聚成一种中华民族的理想和信念，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