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戈尔巴乔夫（1991年6月5日）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此时的激动并不亚于我刚得知诺贝尔委员会颁奖决定的那个时刻。因为在这同样的场合，伟人们—那些因在将道德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而著名的人们，向人类发表了讲话。在他们中间有着我的同胞。
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使人又一次地想起一个看似简单清楚的问题：什么是和平？
在准备伐的演说时，我在一本老的俄国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一个将“和平”解释为“公社’的定义—这是传统生活的俄国农民生活的细胞。我在这种定义中看到了人民视和平为和谐、相互帮助与合作的深远理解。
这种理解也表达于世界各宗教的准则之中，表达干从古至今的哲人们的著作之中。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以前曾在这里被提到．让我增加他们之中的另外一位。和平“繁殖出财富和正义，它构成了各个国家的繁荣”，一种“仅仅是战争之暂缓”的和平“当不起这个名称”，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这是几乎200年前由瓦西里·费德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写下的，他是察斯克耶·泽洛学会的负责人，伟大的普希金曾在那里受过教育。
当然，从那以后历史又为和平概念的这种特定内容增加了许多。在今天这个核时代它也意味着人类种族能够幸存的一种条件。但是，和平的实质，无论是百姓的智慧所理解还是由知识分子的领袖所理解，都是一样的。
今天，和平意味着从简单的共处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创造。
和平是朝向全球化与普遍化的运动，和平是不可分的，在此之前这种想法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
和平并非相似性的联合．而是多样性的联合，是差别的比较与和解。
理想地说，和平意味着暴力的缺席。它是一种伦理价值。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拉吉夫·甘地，他几天前如此悲剧性地死去。
我将你们委员会的决定视为对如今正在苏联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国际重要性的承认，是对我们新思维政策具有信心的表示．这种政策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那就是20世纪结束之时曾作为主要工具的武力和军备在世界政治中将不得不退出。
找也将授予我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视为与一种不朽的伟大工作的团结，这种工作已向苏联人民提出了努力、代价、承受艰苦、意志和性格上的极高要求。团结是一种普遏的价值，对于进步、对于人类的生存，它已成为不可或缺的。
但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值得团结，换句话说，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这个任务不管看起来多么明显，却并非轻易之事。比起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最为完美的计划来，生活本身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于那些强加以某种抽象方案的意图，即使它们有着最好的动机。生活最终也会还以报复的。改革使我们懂得了我们过去的这一点，而近年来的实际经验也教会我们认真考虑文明的最普遍的规则。
然而这一点毕竟来迟了。在1985年3、4月间，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关键时刻，我承认是一种痛苦的抉择。当我同意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时，它实际上是当时的国家最高职务，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我不想赖在办公室里，除非我能在重大改革上得到支持。对我来说很清楚，我们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很自然地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的间题和困难是多么巨大，我相信当时也无人能够预见或预告。
当时管理这个国家的人知道这个国家真正发生着什么，知道那种我们后来所称的、可以简略翻译为“停滞”的状态。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正在停顿不前，正面临着毫无希望地落后于这个技术先进的世界的危险。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葫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真实的，找们也曾为此骄傲。这些就是这个国家当时的真实情况。
其后果是，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拥有巨大的总体潜力，却是已经落后了。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
然面，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幅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
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已和人民。
这就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国内局势上的困境。至于外交政策，当时是东西方对抗，对朋友与敌人的刻板划分，与冷战性质相符而设定的两个敌对阵营。东方与西方都被军事对峙的逻辑所牵制，在自己身上加上越来越重的军备竞赛负担。
拆除现在结构，光是这个想法就来得并不容易。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不可避免的灾难，这就给我们以力量来作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对此，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改革又一次地使我们的人民恢复了理智，它使得浅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开放．恢复这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联系。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艰苦工作。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总是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民族来说，我们倡议了一种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的政策，它真正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但它不同于流行看法对它的理解，尤其不同于那种认为应该怎样来保护它的普遍成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倡议新思维。
因此，视们就开启了一条重大改革之路，这条路可能会成为20世纪对于找们国家、对于它各族人民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遭路，但我们同样也是为了整个世界而这样做的。
我用这样的话来开始我的一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我们想被人理解。”不久之后我就感觉到了这种理解早已出现。现在，在这里，从这个世界论坛上，我想再一次说这些话，因为真正理解我们—因那样理解我们而信任我们—被证明决非易事。这是因为正在我们国家进行的改革的艰巨性所致。这些改革的份量和性质要求着透彻的分析，用一般的聪明来理解改革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设置诸如“只要你们苏联一旦完全与我们西方相似，我们就理解并信任你们”这要的条件，也是轻浮和危险的。
无人能够详尽描绘改革最终将导致什么，但如果期待改革将产生一个某种东西的复制本，这肯定是一种自我幻觉。
当然，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这是我们正在做还将继续做下去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与别人一模一样。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的国家将保持它本身的特征。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一个有着它独特的紧密联系的种族成分、它的文化多样性、它的悲剧性过去、它历史上的伟大作为和它各民族的伟大功绩，这样一个国家将找到它自己的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找到它自己在21世纪文明中的位置。改革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中去设想，不然的话，它就会失败，就会被排斥。无论如何，要“抛弃”这个国家的千年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个历史仍然是我们严肃分析的对象，以便找出我们可以用于未来的真理。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法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中遵守“游戏规则”。我们想与世界其他所有民族共同分担对于我们这个共同大家庭未来的责任重担。
通向社会生活各个方而新的品质的这个过渡时期必然伴随着痛苦的现象。当我们提出改革的倡议时，我们未能做到恰当地估价和预见每一件事。我们的社会已变得很难腾飞，不能适应那些影响到人们根本利益的重大改革，不能适应那些使他们把多少年来业已习惯的事情抛在身后的重大改革。一开始时我们莽撞地诱发了巨大的期待，而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认识到所有人都必须与从前不同地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期待新的生活能够由上面给予．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
改革现在已进人它最动荡起伏的时期，随着改革的哲学进入实际政策之中—这是实实在在地轰毁着旧的生活方式，困难也就开始成堆地涌现。许多人感到害怕，想要回到过去。这不仅仅是那些曾在行政系统、在军队和各种政府部门各个层面掌管权力的人，那些必须让贤的人，也包括许多自身利益和生活道路遭受过严酷磨难，在过去的岁月里业己忘记了自已的主动性、独立性、自己的事业心和自信的人。
因此，那种怀疑的态度，那种抗议的剧增，那种苛求，尽管可以理解，但如果要马上就满足它们的话，必须导致全面的混乱。因此，兴起的政治热情会变成常常是破坏性的和非理性的，而非那种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可正常运作的建设性的反对派，更不必提那些极端派力量了，它们在种族冲突地区尤为残酷和反人性。
在过去的6年中，找们抛弃、摧毁了挡在我们社会转变、新生之路上的许多东西，但是，当社会被给子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矛盾和缺陷浮到了表面，甚至发生了流血，尽管我们能够做到避免大规模流血。改革的逻辑与排斥改革的逻辑相碰撞，此外还有着一种不耐烦的逻辑，它孕育着偏执。
在这种形势中—它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又是巨大的危险，在改革引发危机的关键之时，找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同时注意到目前的日常问题，这已是将改革政策分离开来，我们还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以免发生社会和政怡的爆炸。
现在谈谈我的立场。就基本的选择而言，很久以前我就做了一个最终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压力，无论是来自左边还是右边，能使我放弃改革和新思维的立场。找不打算改变拢的观点和信念。我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找深信，出现在我们转变过程中的间题，只能用宪法手段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拢尽一切努力让这个进程保持在民主和改革的范围之内。
这也适用于解决民族自决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机制，在宪法进程的框架内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承认各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这也需要一定的达成了协议的过渡时期。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待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出政治生活甚至是投人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间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所有这些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一一上留下了几乎是擦洗不掉的印记。
我们的民主正在痛苦中诞生，一种政治文化正在出现，一种包容争辩和多元化、但同时又有法律秩序、有着能让民主工作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权威。这个进程正在得到加强。改革追求中的果断，这是近来争辫颇多的一个话题。这必须以朝向民主变化的作为来衡量。果断决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再次分裂为红军和白军，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另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果断在今天意味着在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在法治的框架内行动，为改革的继续提供条件，防止国家和经济的崩溃，防止混乱因素转变为灾难性的。
所有这些要求采取一定的策略步骤，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既注意到短期目标，又注意到长期目标。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步骤，这种建立在理性妥协上的协议，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我相信’‘1加9宣言”将作为这么一种步骤、作为一个伟大的机会而被载人史册。并非我们决定的所有方面都被欣然接受或是正确理解，我们决定中的绝大多数方而并不受欢迎，它们引发了批评的浪潮。但是，生活中却有着许多的出人意料，如同我们有时候会对此感到惊奇一样。在苏联领导层采取各种步骤以后，在苏联总统发布了各项法令之后，试图要找出总统是向左转了呢还是向右转了，是前进了呢还是后退了，要得出这种结论，将是徒劳无益的，也不会导致理解。我们只有在前进之中来寻找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答案，只有继续甚至是加速改革，只有继续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化；但我们也会谨慎地前行，仔细地衡量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我们社会中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这就是我们必须走向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如何来做，应该是什么样的速度，在这些上面仍有分歧。有些人赞成尽可能快地冲过过渡时期，不管会发生什么。尽管这种观点会被猛烈批评为冒险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得到了支持这个事实。人民已经疲倦，很容易为民粹主义所动。所以，行动过于缓慢，让人民在不安中等待，也是同样地危险。对于他们来说，令天的生活已很困难，已是相当的艰苦。
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已进人它的最后阶段，它的被通过将掀开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新的一章。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活跃的分离主义和浮躁—当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宣布拥有主权—之后，向心力开始聚集力量，这是基于对现实及其涉及的危险的更为敏感的认识。这就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走向。求得一致的愿望正在增长，我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种共同生活，这样的理解也正在增长。这是所有事情中首先必须得到保护的。只有这样，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考虑去参加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派别，去尊崇哪一位上帝。
风云起伏的、充满矛盾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使我们断然面对衡量政府领导效率的标准问题。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即使它们也有着生存的权利，有着在政治进程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代表的权利，也必须理所当然地在政府的政策里得到考虑。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政治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这里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人们对苏联正在发生之事的正确理解，在今天是这样，在未来也仍然如此。
我们正走向一个关键时候，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对影响世界发展具有最大潜力的国家，不得不决定它们怎样对待苏联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动。
我对当前世界发展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坚信这个世界需要改革，恰如苏联需要改革一般。幸运的是，现在的这一代制定政策者，绝大多数正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相互联系，意识到一个事实：改革已经进人了它的关键阶段，苏联理应得到广泛的支持来保证改革的成功。
近来，我们严肃地重新思考了我们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所有主要西方大国的经济合作的实质与作用。当然，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得我们真正对世界经挤开放，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行动与七国集团及欧洲联盟的行动必须有一种同步性。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思考我们国际合作中一种全新性质的阶段。
这段时间内，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正在决定和将要作出决定，以创造能够克服系统性危机的先决条件，逐渐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生活。
这个范围内的具体目标，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在广泛的社会协调一致的墓础上稳定民主化进程，提出新的宪法框架，使我们联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自愿的联邦。
—加强经济改革，建立多种成分的市场经济，其基础是财产关系的新体系。
—采取富有活力的步骤使这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开放，通过卢布的可兑换和接受文明的“游戏规则”通过取得世界银行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成员国，被接纳人世界市场。
这三个领域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所以．七国集团和欧洲联盟对此有讨论的必要。我们需要一个用若干年时间来贯彻实行的联合行动计划。
如果我们在合作的新的阶段这个问题上得不到理解，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法，因为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了这种新阶段，那些参与的人，甚至那些对世界政治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人，也必须随之改变，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对改变着的世界现实、对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的政治洞察力。不然的话，勾画出一个实际行动的联合计划是没有意义的。
苏联领导人，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要，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惟有自己才有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与他们紧挨的是那些愿意全部保留原先道路的人。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很明显，只要苏联继续它的改革，它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贡献就会更富建设性、更有意义。我们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所做的一切已经使得国际合作沿着新的、和平的道路前进成为可能。这些年里，找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祥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无疑，这种合作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如果我们的经济联系变得更为紧霭，能够无论多少地开始用同步的节奏工作，这种合作就会更具效率，更密不可分。
对我来说，不证自明的是：如果苏联的改革成功，将会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建设新的世界秩序；如果改革失败，进人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时期的前景就会消失，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朝向这个目标的这场运动具有良好的成功的前景。无论如何，人类已经从近些年的变化中大大受益，这也创造了确定的积极力量。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自己拥有完全的主权和独立。
苏联与美国，这两个核大国，已经从对抗走向了相互影响，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甚至是伙伴关系。这对整个国际气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应该得到维持，并得到新的充实。苏美相互信任的气候应该得到保护，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对苏美关系的方向和趋势的任何修改，都会对整个全球进程产生严重的后果。
“赫尔辛基最后行动”的观点已经开始获得真正的意义，它们正在进人实际政策之中，在为了一个新欧洲的巴黎宪章中得到了更具体、更为主题性的表述。欧洲安全的制度性形式正在开始形成。
真正的裁军业已开始，它的第一阶段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的是“开始”条约的签署，我希望这会很快，给予那些早已提出的关于未来的想法以实际考虑的时候将要到来。然而，似乎有着一种需要，要发展出关于这个新阶段的一种普遍性的概念，它将包容所有涉及裁军问题原则性内容的谈判，以及反映了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所发生变化的新的观点。这种概念将把最近布什总统和密特朗总统的重要倡议结合起来。我们正在思考此事。
武装力量和军费预算正在削减。外国军队正在离开别人国家的领土。军队的力量正在减少，它们的定位越来越是防务性的。军事工业的转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看似难以相信的事情正在发生：不久前的冷战对手正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合作。它们的军宫们进行互访，各自向对方展示自己直到不久以前还属于秘密的军事设施，并共同考虑走向非军事化的道路。
在欧洲，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信息环境的改变超过了人们原来的认识，由此各国人民之间交流的规模、强度和心理氛围都大大增加。
各国之间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联系—我们视此为新思维的原则之一—已经打破了许多偏见、偏狭态度和怀疑，已经澄清和改善了国际氛围。然而，我也不得不注意到，这个进程在我们这边要比在西方那边更具强度、更为真诚。
我敢说欧洲的进程已经获得了不可逆转的要素，或者说至少是那种欧洲多少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内极为典型的那种规模和性质的冲突已被排除。
如果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获得了必要的动力，它们就会在可以看到的将来共同努力去开发一个具有空前力量的社会的潜力，围绕着整个地球发展的更高阶段，提供它们自已所做的贡献。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中，在创造新欧洲的进程中，从前的“帷幕”和“高墙”将永远只属于过去．国家之间的边界将失去它们“分隔”的目的，主权国家的自决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认识到。
然而，我们对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展望，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既然它包括了苏联，而苏联伸展至太平洋海岸，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都与欧洲这个古老世界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就已经超越了一般地理意义上的获域。
这个想法决不是要搞成一个我们文明的圈子，比方说，一个欧洲的讲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对。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疑虑。但是，与此相反，这个想法是要发展和建设欧洲一休化的动力，在政治上体现巴黎宪章所讲的整个欧洲，而这必须在朝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和平新阶段、朝向人类新的相互联系和联合的共同运动的背景中完成。如同我的朋友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最近在莫斯科所贴切说的那样：“对整个世界走向和平的进程来说，单是东西方的重新接近是不够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协定对这一共同事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近东和中东，所有它们都在这一共同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的前景在今天还难以预料。
世界新的联合，在我们看来，只能建立在自由选择和利益平衡的原则之上。每一个国家，也包括现存的或正在出现的国家之间的地区性集团，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一律平等，都应受到尊重。
我们认为，当比方说中苏关系或苏德关系、德法关系、苏美关系或美意关系等等得到改善时，就引发怀疑，就是危险的、过时的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良好的关系对所有人都有利。任何地方任伺关系的恶化，都是人们共同的损失。
朝向21世纪文明的进程肯定不会是简单的或容易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掉过去的沉重遗产，摆脱掉战后年代生长出的危险。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正在做一种转折点的试验，而且只是处在文明历史的一种新的—我希望是和平的—漫长时期的开端。
随着较少的东西方对抗，或者甚至是没有对抗，一些旧的矛盾冲突又浮上来了，但比起核战争的威胁来说，它们看起来还是次要一些。冷战之冰的融化揭示了旧的冲突与争端，而全新的问题也在快速积聚。
在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障碍和危险，这包括：
—增长着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在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分裂过程；
—“富国“与“穷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和质晕上越来越大的差距；亿万人民的贫困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他们来说，信息的传递使他们能够看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因此就可能引发从前未有过的欲望、野蛮乃至群众抗议的狂热。贫困同样也是恐怖主义蔓延的温床，它使那些在国际交往中无信义可言的独裁政权得以出现和维持；
—从前一些事情的“代价”的危险的快速堆积，比如环境灾难的威胁，能源和主要资源耗尽的威胁，未能控制的过量的人口增长，传染性疾病、毒品问题，等等：
—和平性质的政策与企图求得一种“技术霸权”的自私经济之间的差异。除非这两种动力能够被结合到一起，否则文明将分裂成为水火不相容的各个部分；
—现代武器的进一步改进，即使这是以加弧安全为借口。这可能不仅导致军备竞赛新的上升，导致许多国家危险的武器超量，也会导致裁军进程与发展的最终分离；更有甚者，它对于新的世界政治出现的基瑞和尺度都是一种腐蚀。
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容忍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极为复杂的。它们不能被拖延，明天可能就太迟了。
我相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惟有寻求和实施全新的反应方式。我们已被注定要寻找实施这样的反应，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加强业已出现并正在获得力量的积极趋。势，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牺牲不起的。
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果断地抛弃由冷战所培育出来的旧的成见和动机，放弃寻找对方弱点并利用在自身利益之上的习惯。我们必须尊重总是会存在的独特性和差异，即使是观察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和自由时也会发现这一点。我一再重申。随着对抗的结束，差异能够成为健康竞争的源泉，成为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互研究、进行交流，是一种激励，是相互信任得以成长的先决条件。
由于了解和信任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在我看来，所以就有必要通过联合国框架内的对科学家、哲学家和人道主义思想家努力的共享，学会对全球各个地区事情的系列发展作出预测。政治，即使是最深谋远虑最明晰准确的政治，也是由人来进行的。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保险，以保证国际社会成员所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安全、主权和根本利益，不会损坏自然环境和世界道德氛围。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团结在一起我们现在就能够作出正确的历史性抉择，而不会坐失世纪的转折、千年的转折的伟大机会，使得目前极其困难的过渡时期走向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利益的平衡而非宣称领导身份，这就是那些能够为世界进步提供基础的要素，它们能够为有理性的、从20世纪的经验中获得了教益的人们所乐意接受。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单一的国际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是促进其他地方的同样的权利和相同的福利。这是当代世界正在成长的联合所发出的命令，是它的成员们相互依赖所发出的命令。
我曾不止一次地被人怀疑为是乌托邦式地思想，尤其是当5年前我提议在2000年时消灭核武器，通过联合努力来创造一个国际安全体系时。到了那一天，这也许很可能并不会发生，但是不妨看一看，仅仅过去了5年时间，难道我们不是真的、引人注日地在这个方向向前迈进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能够越过不信任的终点了吗了尽管不信任尚未完全消失。难道世界的政治思维不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吗？难道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早已视大规模毁灭武器为达到政治目的过程中不可接受的手段了吗？
女士们先生们：从今天算起两个星期后恰好是纳粹人侵我的祖国的50周年，再6个月以后，则是珍珠港事件的50周年，从这以后，战争就变成了全球性的悲剧。人们对这些的记忆仍在作疼，但是它也同样催促我们去珍惜目前这几代人所得到的机会。
在结束时，让我再一次地说，我将授予我的诺贝尔和平奖视为对我的意图、我的踢望的理解，对我们国家业已开始的复杂改革的目的的理解，对新思维思想的理解。我将此视为你们对我用和平手段完成改革目的的承诺的承认。
我因此而感谢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们，并希望他们确信：如果我是正确地理解了他们的动机，那么他们也没有做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