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巴赫曼（1959年3月17日）

　　作家总是想争取听众的，这是他的察性所致。有一天当他觉得他还能起作用，特别是在那些身J心受到伤害，充满巨大隐痛而需要安慰的人面前他还能说上儿句宽慰话的时候，他就有种奇妙的感觉。痛苦是人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的标志。这是个可怕的，不可思议的标志。如果我们不得不佩带它，不得不与之生活的话，那么安慰又该是怎样的呢？安慰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呢？那么—我认为—想用什么话语来制造安慰是不合适的，这种安慰不论是什么样子，都是渺小的，空洞的．短暂的。

　　所以，作家的任务不是否认痛苦，抹去它的痕迹或是隐瞒它。相反，作家必须正视它，为使我们看得见，还要再表现它。因为我们大家都想使眼睛变得看得见。那个隐痛才会使我们对经验变得敏锐．特别是对真实的经验。如果我们进人到这种状态，一个敏锐的、痛苦的、痛苦在其中变得有益的状态时，我们就简单无误地说：现在我看到了真实。我们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外表，而是我们懂得了我们确实看不见什么二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使我们看清真实，这要由艺术来完成。

　　也是作家的察性所致，他全身心地对准了“你”，对准了人，他想把他对人的经验（或他对事物的经验、对世界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经验、甚至对一切的经验！），尤其是对可能是他本人或其他人，他本人或其他人在其身上最能成为人的那个人的经验。他伸出所有触角，摸索着世界的形体和这个时代里人的容貌：如何去感受的？想的是什么？又是怎样做的？哪些是激情？哪些是失去生活乐趣？哪些是希望？

　　如果我的广播剧《曼哈顿的善神》中所有的间题归根到底都是探讨男女间的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如何进行，它可以有多少份量，那么人们可以说：这可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这可扯得太远了，··…。

　　然而任何一件事中，也包括爱情的最最平常的事情中都有模棱两可的问题，需细礁才能看得清，或应尽力去看清。因为在我们所做、所想、所感受的一切事情中我们有时会走极端。我们心中的愿望会觉醒：要逾越给我们划定的界线。并非为了取消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补充，我还想说：我清楚地懂得我们必须规规矩矩；懂得不能脱离社会，我们必须彼此监督。但在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的目光瞄准了完美的、虚无缥缈、不可企及的东西，不管是爱情也好、自由也好，还是任何其他真正重要的问题也好。在不可能与可能的相互作用下，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可能性。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制造这种我们以此扩展自己的张力关系；在于我们向着一个当我们接近它时它自然又离我们远去的目标努力。

　　正如作家试图通过描述来鼓励别人走向真实一样，当别人通过赞誉和责备使他明白，他们要他讲真话，他们希望能看清真相时，他们也在给予作家以鼓励。这就是说，要人做到真实并非奢求。

　　除了在座各位中那些横遭厄运的人以外，还有谁能更好地证明浅们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不幸，证明被夺走许多东西之后的人是懂得抗争的，证明他消除了错觉，也就是说他能够不带错觉地生活了。我觉得人是可以有一种自豪感的，这是那些在世界的茫茫黑暗中不放弃、不停止审视周围一切的人所拥有的自豪。

　　两个作品之间如今天这样的节日般的问歇同时也是个思考的时间。只要这个思考时间属于我，我就恳求给我用来考虑各位还可以有权利提出的诸多问题，只有不断地写出新作品、做出新的努力才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所以我十分感谢今天诸位给予我的荣誉。因为人们在表示谢意时不能只是这么笼统地说声感谢，所以我的谢意要献给那些以他们的宽厚常常使我及众多作家的工作成为可能或者更加容易的人，要献给德国广播电台；此外还要献给我所拥有的听众和那些我还不知其姓名的陌生听众；但首先要献给那些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注意倾听讲话，并作为可敬的有关机构来颁发此奖的战争致盲者们。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