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廖仲恺（1924年4月3日）

　　教职员先生、同学诸君：今日贵校为史坚如烈士石像开幕纪念会，并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史坚如先生当时之就义，时间与事实虽有不同的地方，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均为我民国开国先驱，为民国革命中的Yioneera先行探险，大刀阔斧，以辟开这一条荆棘道，而中华民国以成二当时的荆棘不全在满清君主、腐败的官僚，而茅塞实存于思想界之中。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先打开这一条新路，于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才有空间容得中华民国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之诞生．实比较数十万军队的势力还为难能可贵。

　　史坚如先生与七十二烈士．实处在满清淫威宰制、重重压迫之下。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完全与现在不同。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当时思想界对于先烈这种运动，均发生极大的反抗和无穷的压迫。我们知道到史坚如就义之日，比七十二烈士先几年。史坚如先生之发难，实欲响应当时惠州诸同志之起义。惠州之发难，因革命同志知北方有“拳匪”之难，故相响应。我国对于庚子之役，实多未明其重要意义。“拳匪”二字实为失词。从历史眼光观之，当时中国，实多在风雨飘摇之中。瓜分之祸、时时可以实现，就因为中国人民全无抵抗能力之表现。庚子之发难，虽为仇外，而中国民族民心未死，强悍之气犹未抿。列强不敢谓秦无人，瓜分中国之念，乃不敢发生。此非我个人之私言，英人Sir Pabet Hail也曾说过：“庚子之役既起，瓜分必不能做。虽能做到，亦属无益。”此完全是事实证明。此实1如1年《评论之评论》所载的言论。由此可知庚子之投之重要。而“拳匪”二字定为轻蔑不庄之司。但当时北方既有刺激人民之猛烈剂；南方同时亦有唤醒国魂的行动。所以惠州同时起义，而史坚如先生所以响应于广州。

　　当时惠州起义，史坚如先生之就义，均为中华民国奋斗。形式虽有不同，举动虽有差别，然以当时眼光观之，均为大逆不道之行。当时社会情形，对于革命事业，不同今天行开幕礼时诸君赞助之诚，社会欢迎之切。当时不但无人赞助，无人欢迎，史烈士就义后，家庭还认他为不肖之子，朋友认他为不忠之人。此等举动，他们以为非天下之至愚，断不如此轻举妄动。到现在民国成立已是十三年，我们才有恭恭敬敬的开幕礼。由后人看起来，真真是其智不可及，其愚不可及。史坚如烈士之不可及处，乃在认他为愚，他实在不愚，他实在是一个大智。我们应在大智之下，低首下心，以他为模范。

　　我们对于烈士的事迹，很容易误会的，就以为怀手枪带炸弹的人，都是暴徒。不知史烈士不是一个腰大十围，狞目稼牙，不守规律的荡子。他生在俗说所谓“书香之家仰，史家里的进士、翰林、举人都有。实生在钟鼎荣华之家，是一个膏梁文绣的子弟。他家庭是受满清的殊恩，但他能决然舍去，抛弃纹料之习，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想惠州革命成功，乃自己先作牺牲，以达团体所想达的目的。这种舍己为人的态度，虽在今古号称文明的国家，他这为人牺牲的人格，在人类中，实在无时不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若把社会分几个阶段，我们可以分为三层：一为先知先觉，二为后知后觉，三为不知不觉。先知先觉之人，乃不世之奇才。不知不觉的人，亦在民族中占很少的数量，故国家不靠这两种人。先知先觉的人或五百年而诞生，或一千年而始有，遭遇不常，偶然不适，岂非落实。不知不觉，蠢如鹿系，亦非国家社会之中心分子。故国家所依靠的，乃靠着第二流后知后觉之徒。先知先觉为开山祖，开始发难。继续做去，实在靠后知后觉之人。比如军队里有人打了先锋，而四面埋伏不起，则打先锋的人落空了。我们同志，自己未之役起，但打先锋之人，守全要靠四面埋伏着的人来响应。苟有一人打了先锋，以至史坚如先生惠州之役，黄花冈之役，均已一重重的打开血路，析除荆棘。现在先知先觉已做了开始的事业，故我们后知后觉应当继续向前，步武先烈。如果我们只记着享福，一切事业都做不去，故当先有一种愚拙的心肠，诚恳的态度，去做世界的事业：享福与不享福，都不必问了。

　　现在岭南诸同学，你们已有前辈在此（史坚如在岭南读过书）。先辈非有特殊的生长，不过能打胜环境。史烈士虽然生长在钟鼎荣华之家，食膏梁而衣文绣；但他乃有这副大精神去做救国的事业。史坚如先生虽已成为历史上的伟人，我们应该以他的精神为模范。

　　今天仲恺来代表孙大元帅出席，所贡献于诸君仅此。望诸君勿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