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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按照潞河书院的院规，历届毕业生中各方面最优秀者，院方负责资送赴美进修。获得第一名的孔祥熙和第二名的费起鹤理应获此殊荣，加上特别赏识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极力推荐，很快校务会就通过了孔祥熙和费起鹤作为应届优秀毕业生，被资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
当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国留学；另一条对当时的孔祥熙以及对许多的中国青年来说，应该说也极具吸引力的。原来，《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中国丧失了很多主权但却没有割让一分土地。因为“天朝”的脸面得以保全，昏庸的清朝廷居然以阿Q精神为标榜，搞起论功行赏来了。当时正好实权在握的李鸿章认为，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和孔祥熙大有关系。是孔祥熙影响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进而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又影响了八国联军，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战后李鸿章极力保举孔祥熙，让他出来“参办教案”，并封了一个“帮办洋务”的官衔。李鸿章或许以为，这对孔祥照应该也是颇具诱惑的。
不过在这里，年轻的孔祥熙想的却和李鸿章完全不一样。
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孔繁慈来回奔波，思想深处有着极浓厚的“光宗耀祖”的“大志”。孔祥熙从10岁进太谷仁术医院治病，11岁到15岁就读于华美公学，16岁至20岁只身到潞河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这中间每次都要经过他自己顽强的苦苦拼搏奋斗，都需要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冲破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阻碍，包括他的特殊家族的指责，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些经历都给孔祥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孔祥熙的脑海中了。所以，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孔祥熙都非常珍惜。可以说。他这些年来每次都是怀着对基督教十二分的真诚，去接受传教士的传经布道，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
孔祥熙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知之不少。经过对中西文化的反复比较，加上他在潞河学院读书期间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他对当时中国发展之大趋势，心里已然是非常清楚。所听的、所见的和所亲身经历的都使孔祥熙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成落败之势，不能适应今天世界发展的需要了。只有打破中国几千年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局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华夏才能进步，民族才能自立，人民才能获得新生。此时正处敢想敢干的年龄段的孔祥熙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决心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所以，当李鸿章盛情邀请孔祥熙“参办教案”时，却被孔祥熙婉转而坚定地拒绝了。这在李鸿章看来的确是很不能理解的。实际上，孔祥熙和外国传教士接触，劝其影响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的计划，更多的成分里出于一种“热爱家乡和保护家乡”的人之本能。当时，孔祥熙要在山西乡亲面前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
既然李鸿章对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为孔祥熙更多地接触李鸿章创造了机会。对此，孔祥熙也就必然会对自己的未来留学美国，设计出多种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贫穷落后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几遭蹂躏，使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心灰意冷，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学看成一条最为理想的出路。当时许多聪明的青年人，都拼命地上“洋学校”、学“洋知识”，认为有朝一日出国留学后身价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变相的时髦的洋科考。
实际上留学和科考是不一样的。应赴科考，只需下决心熬过十载寒窗，或十一载或更长一些，苦读圣贤书，到时多能金榜题名而青衫换紫袍。出国留学就不一样了。虽然想出国留学的人很多，但最终能成行的人却很少。因为留学需要大量的钱。日本离中国最近，当时费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来也要五六百块大洋。留学西洋就贵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块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读硕士、博士，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白花花的银子作后盾，就只好是望洋兴叹了。
清末的留学生，以经费来源上分，大体有官费、自费和公派3种。首先是“官费”：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有了洋务之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政府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科技。当时因为是刚刚开始，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二是他们也不相信洋人的东西就一定能强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时出国留学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为自己负担不起学费，费用自然要由国家负责。真要由自己出钱，他们也就出不去了。此为官费生。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看到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长而且官运亨通，且日渐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从此官费留学生就成了这批有权官僚垄断的一种专利和特权了。他们从反对自家子女出国留学到利用特权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以培养他们和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这里说明了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也证明了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其次是“自费”：官费留学被达官贵人垄断后，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谓的“土财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国留学，将来学业有成归国后好继承自己的事业，或当官发财超过自己以光宗耀祖。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这样一来就有了自费留学生。
最后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没钱，这样的学生要想出国留学，就只有走最后一条路亦即“公派”了。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较贫苦，家里无权无势无钱，只好依靠传人中国的各类教会，皈依洋教并到教会学校读书学习。因为在校期间认真刻苦，努力读书，让学校觉得自己有培养的价值。而这些传教士所在的国家也愿意出钱培养一些中国青年。培养他们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类学生一般通过公开招考，教会学校保送，宗教团体推荐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会有关系的各大学去学习，享受助学金待遇。毕业后仍回中国充任神职。是为公派。
孔祥熙拒绝李鸿章的邀请，下决心出洋留学后，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官费留学。要想争取到官费，孔祥熙虽说是孔子的后代，出身显赫，身份特殊；但当时的孔家人却没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个知县（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说不上话顶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费留学，必须首先搭上一位有权有势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面之交的李鸿章。
前面我们讲过，孔祥熙在协助洋人处理“山西教案”时给李鸿章这位握有清朝外交、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才邀请孔祥熙出来“参办教案”，并授衔“帮办洋务”给孔祥熙。因孔祥熙当时无意于此，所以拒绝了李鸿章。但为此两人并没有“割袍断义”，当孔祥熙为留学之事求见时，李鸿章破例召见了他。而且，那天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鸿章很赏识孔祥熙这个从著名教会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国内；做官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必远涉重洋。并带着一种对青年人的关怀，责问孔祥熙道：“难道中国的书不够读吗？”
孔祥熙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学生只是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有意要测试一下这位小青年，随即问道：“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答道：“窃以为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学问。为了获此学问，研究声光化电之学，显系当务之急。西人每谓：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一得之思，管窥之见，还请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鸿章听后对孔祥熙说道：“你的见解，透辟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其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利权外溢，多半是我们咎由自取。这咎便是我们不能富强安乐，脐身世界大国之林，跟他们并驾齐驱！你年纪小，居然能有此见识，有此抱负，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见得你来日必定前程远大，光芒万丈。不过，老夫今天有句话要奉送给你：‘见闻宜广，学贵专一’。”
那一天恰巧李鸿章的兴致很好，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跟孔祥熙抒发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嘘自我如何如何等。当然，对眼前孔祥熙这个年轻人，李鸿章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着实地嘉奖和勉励一番。
最后，李鸿章答应了孔祥熙出国留学，并送给孔祥熙一包银子以作学费。为了减少孔祥熙办理出国护照的麻烦，李鸿章又予孔为“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后来，李鸿章还致电驻美公使伍秋庸，请他对孔多加照顾。
李鸿章想的是把孔祥熙培养成自己的亲信，将来学成归国为大清朝卖命效力。可没料到，李鸿章再也见不到大洋彼岸的学子归来了--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在寓所。而10年后，他们极力挽救的大清王朝也在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中覆灭。
有了李鸿章做靠山，孔祥熙心里踏实了许多，整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不想别的，一心只想着参加毕业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后，立即远走高飞去美国。
“运来铁也成金”，毕业考试成绩大出孔祥熙的意料，他居然高中头名，得了“状元”，和“榜眼”费起鹤一道被学校保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转眼之间他又成了公派留学生。
真是喜从天降，孔祥熙如今又是官费、又是公派，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了双重身份，留学费用自然雄厚无比。此刻他既有李鸿章的赠银，又有学校的赞助，孔祥熙算是吃了一颗真正的定心丸。
孔祥熙和费起鹤的出国手续，由麦美德代表潞河书院找清政府进行交涉。1901年夏秋之际，孔祥熙在等待出国手续期间，特地告假一月。他要回山西太谷老家，与父亲，与族人，与乡亲辞行。在孔祥熙看来，他这次还乡，虽谈不上“衣锦”，也算是给家里一个惊喜。
孔祥熙途经榆次时，少不了要看望一下他的五叔孔繁杏。一来对五叔在他“落难”之时将他救出“虎口”表示答谢之情，二来也想和五叔讨教讨教今后处世为人的良方妙策。孔繁杏是个守旧之人，又上了年纪，当然说不出顺乎潮流的一些深刻道理，只是勉励爱侄几句“刻苦努力”之类的话。于是孔祥熙告别五叔，启程回太谷了。
孔祥熙回家后，见到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白发又陡增不少，心中不免几分激动。孔繁慈见到爱子无恙如初，出落成一个翩翩美男子了。现在已是学业有成、出国在即，老人的心中快慰不已。父亲还询问了儿子逃出太谷回京以后情况，儿子把自己回京以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向父亲做了说明。听着孔祥熙绘声绘色的描述，孔繁慈真不忍孔祥熙再离他远去。但见儿子决心已定，想到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也就像从前一样，不加阻挡了。
过了几天，孔祥熙向族中前辈和亲朋好友-一辞行。自然又是一片反对声、惋惜声、责备声和挽留声不绝于耳。可是孔祥熙已从一个偏居太谷一隅的不懂事的毛头小孩，变成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且有自己主见的新时代青年了。他对众人的说词只是成熟地一笑了之。待假期一满，孔祥熙便告别了父亲，离开故里返回北京的潞河学院。
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他的同学费起鹤，作为潞河学院保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籍教师麦美德女士的陪同下，从天津塘沽启程、乘海船经上海、日本，然后径赴美国。
有生以来第一次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和祖国而漂洋过海的孔祥熙，此时站在巨轮的甲板上，凝视着滚滚奔涌的海浪，他想了很多很多，一种酸甜苦辣混合而成的说也说不清楚的滋味，直涌心头。
想着自己幼年时期飘泊不定的生活，想着自己和小伙伴们一起背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想着人教会学校时的艰难，想着自己在潞河书院一幕幕的“壮举”，想着自己的祖国现在正处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而他这个“匹夫”又如何呢？做为一个炎黄子孙、热血男儿，他不但束手无策，反而要投身异邦，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用”吗？
孔祥熙心里内疚了。当即他暗下决心：祖国啊，原谅你这不肖的子孙吧。待游子归来，我一定要报答你--伟大而软弱、富饶而贫穷的母亲。
为了消磨时光和解除旅途劳顿，孔祥熙和同船青年谈天说地聊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意中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的横滨联络志士，扩大革命组织。想到自己当年在潞河书院组织“文友会”时，曾称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分会，并且从那时起，孔祥熙就一直非常想见到孙中山，向他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孔祥熙暗下决心：等船靠横滨，自己要悄悄上岸，请朋友引见一晤孙中山。
横滨在东京湾以西，离东京很近，属于东京的外港。它几十年前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自从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后，这里很快成了自由贸易港。1889年建市以来，横滨迅速繁荣起来，现已成为一座近代化的日本大都市。
海轮稳稳地停靠在横滨大码头，要等吕小时以后才能重新启航。孔祥熙怀着热切的心情，赶紧离开了轮船。孔祥熙没有去欣赏横滨的街市，也没有光顾商店看一看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争分夺秒地从一号街一直穿过七号街，赶到了孙中山先生寓所所在地--“中华街”。
中华街是华侨集聚区。置身“中华街”，就如生活在中国一样，孔祥熙感到非常亲切。可是事情太不巧了，待他急匆匆地赶到孙中山客寓时，孙中山已于数日前启程去欧洲了。
万里求见而失之交臂，孔祥熙引为憾事。他久仰孙中山之盛名，就是无缘一见。后来，孔祥熙为见孙中山，又白跑了几回。直到190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同孙中山初次见面，才算了却了这桩心愿。
轮船自横滨启锚，继续航行，1个月后抵达美国西部沿海城市旧金山。
在孔祥熙等待例行检查时，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由于李鸿章给了孔祥熙一个“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于是孔祥熙的行李上和护照上全都有“议和”大臣随员的头衔。轮船停泊靠岸，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要登船检查，无意中发现了船上还有这么一位中国的高官，当下甚为吃惊，立即拜见。见面之后又觉得不像，在美国人的印象里，中国朝廷的命官大都是身穿长袍马褂且斯斯文文的老者。哪有二十几岁、西装革履又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青年人就能当上“议和大臣”的道理呢。可是又不敢怠慢，怕弄假成真，于是美国官员绕着弯子对孔祥熙进行试探。弄得孔祥熙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还是麦美德女士出面解释，才使一场误会化解了。误会是解开了，可孔祥熙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同宋蔼龄一样，他也是一到美国就出师不利。一怒之下，孔祥熙把行李的官街全部撕掉。由麦美德女士陪同离开了旧金山。
到美国后的第二站是西雅图。麦美德女士已经事先做了联络，当地一位阿尔拔·毕克医生亲往车站迎接。毕克医生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兼职教会中心的服务工作。孔祥熙在美国读书期间，得到了毕克医生的很多帮助，二人成了忘年之交。就是毕克的子女后来也成为孔祥熙发迹后的朋友。
由麦美德女士陪同，再由西雅图赴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孔祥熙和费起鹤经水陆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麦美德女士为孔、费二人安排好食宿，便也匆匆离他们而去了。
美国的欧柏村大学，据说是为纪念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面创建的。孔祥熙一生崇敬的外国人很多，其中最为敬仰的人之一，就是这位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
欧柏林祖籍德国，1774年出生法国的史特拉斯堡，家境小康，18岁完成大学学业后专攻哲学并获博士学位。但他决心献身于基督教的布道工作，于是又带着哲学博士的头衔进神学院进修学习。
毕业后，欧柏林首先在军队中服役，做一名随军牧师。不久他辞去了军队职务，返回故乡史特拉斯堡进行传教。那时整个欧洲有哲学博士头衔的人都少得可怜，欧柏林要想谋个好职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选择了为改变自己故乡的面貌而奋斗终身的道路。
欧柏林的故乡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气候是冬长夏短，长期处于寒冷之中；自然条件极差，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很落后。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欧柏林没有退缩，而是立志要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改变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欧柏林不顾顽固分子的反对，四处奔波，游说疾呼，要求当地人都要捐款出力，以兴建道路，创办学校，开荒种地，改良农业；而且他率先献出自己的薪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成果。家乡的面貌大大变样了，繁荣取代了荒凉，荒地变成了良田，学校普遍设立，交通四通八达，居民生活大大改善，家乡一片气象万千的景象。
欧柏林这种艰苦奋斗、造福人类、服务大众的精神，使他名声远播，法国政府为表彰欧柏林造福人类的精神，向他颁发了头等嘉禾勋章，当时法国皇帝还特别致电祝贺。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欧柏林使家乡“一变荒凉为繁荣、贫脊为肥沃，气象维新，大非昔比！”
欧柏林于1825年病逝。
欧柏林死后的第5年，183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一位牧师，被欧柏林不为名利造福人类的精神所动，决心学习欧柏林，把他的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二人出资并出面主持募捐，要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俄亥俄州建造一所大学，取名为欧柏林大学。
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州也属穷困地区，自然和人文条件都与欧柏林的家乡相差无几。所以这两位开拓者遇到的困难也大体和欧柏林当年遇到的困难一样。为了创建欧柏林大学，他们和欧柏林一样，垦荒建屋艰苦奋斗，最后终于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建立起了著名的欧柏林大学。欧柏林如果泉下有知，应当可以欣慰了。
事实上，当年的欧柏林先生并没有到过美国的俄亥俄州。所以，欧柏林在有生之年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美国会有人用他的名义建立起一所大学。更不会想到在他死去72年后的1907年，在遥远的东方，在比他家乡更加荒凉的黄土高坡上，会出现一所以贯彻欧柏林精神为宗旨的中国的铭贤学校。孔祥熙每次谈到铭贤学校办学的宗旨，都声称是取法欧柏林精神。他曾讲道：
“铭贤学校不设在通州大邑，而设在太谷乡间，其旨趣完全取法于欧柏林大学。再往上溯其源流，那么，我的办学纯粹是效法欧柏林”。
实际上是不是果真如此，就该当别论了。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在此学习了4年，从1901年到1904年。在校学习期间，孔祥熙称得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他读书用功，孜孜不倦，恐怕落在美国人后面而让人看不起。本来在潞河学院读书时，孔祥熙的英语已具备了一定的根基，每次考试在所有考生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现在环境变了，条件也变了，孔祥熙掌握的那点英语单词不够用了。在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孔祥熙感到非常吃力。但他咬牙坚持拿出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去补习英语，拿出所有的课业时间，甚至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钻研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孔祥熙终于彻底地攻克了语言关。
孔祥熙最初主攻的是自然科学，选择的是理化专业。从他的朴素爱国之心出发，孔祥熙想将来学有成就，走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比西方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强大了就可以不挨打甚至可以打人。这就是当初孔祥熙的朴素想法。
两年以后，孔祥熙的兴趣变了方向。这期间孔祥熙外出听的演讲多了，阅读的课外书多了，所以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最关键的是人。所以改造一个国家，要从改造社会制度人手，使人民都安居乐业，民智开化后，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样国家才能慢慢强大起来。
基于这种想法，孔祥熙后两年选择的是社会科学。其最后的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历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因此，孔祥熙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深造。经教会批准，这年秋天，孔祥熙考人了著名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矿物学。
为什么专攻矿物学呢？孔祥熙经过再三考虑，结论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中国矿产蕴藏量之丰实，甲于全球。有这么丰实的宝藏委弃于地，而全国处处仍在闹穷，这是多么的愚不可及。”
孔祥熙决心学好矿物学，将来回国以便开发地下的诸多宝藏，以此来拯救国家之贫穷。
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在美国当时的二千余所高等学府中，其校龄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声望则与哈佛齐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哈佛大学。有人曾对美国500名杰出工商领袖的出身作过统计，发现其中36名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占美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位。又有人对美国的1万名大学生的收人作过调查，结果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位居前三位。由于耶鲁大学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素质优良的著名大学，所以一旦考取便身价倍增。当时耶鲁大学的东方学生很少，中国学生只有孔祥熙一人。
孔祥熙赴美留学时期，正是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孔祥熙认为当时的美国比不过他的老家太谷。1907年他回国后，对铭贤学校的师生发表留学感想时曾说：“6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的不如太谷之华丽而坚固。”
人们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孔祥熙进一步解释说：“当我儿时，太谷一县拥家资300万两以上的富户，即有13家之多，七八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太谷县城里有一家姓孙的修盖花园，竟用汉代的白玉铺砌地面，因而引起县里一名秀才藉词勒索敲诈。姓孙的不理，秀才使向朝廷举发，说孙家庭园规模胜过皇宫，诬他谋叛造反。皇帝三次派钦差来查办，孙家便拿金银财宝出来打点，清朝官吏爱钱的居多数，回奏的时候都说孙家是良民，并无叛逆事情。最后一次皇帝命人将姓孙的拘到北京，同时掘出铺地的汉玉呈上朝廷作为证物，由皇帝亲自审问。姓孙的到达北京，有人面授一计。在审问时皇帝问他花园里地面是用什么铺的？姓孙的假痴假呆，答道：“都是这些白石头子。”皇帝见他土头土脑，错把白玉当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毕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人爱干净、勤洗澡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国后他大加提倡，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部下发牢骚：
“中国人真是肮脏，洗脸只抹一把脸盘子，绝不儒洗颈脖，洗手只洗手背掌，从不肯顺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洁与不洁，永远保持楚河汉界。这种决不越俎代疱的洗涤，究其肇因，而不洁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着孔祥熙还说：
“谈到洗澡，我们中国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过三五回的。你们若不相信？那么，请看所谓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满布一层，油腻无处不有。像这么样的肮脏，生活既不舒适，发汗更难畅通，因而体格赢弱，百病丛生，这就是东亚病夫绰号之由来！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为习惯，自从美国返归中国后，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为止。不仅是洗澡讲卫生，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二人因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饮食西方化和谈话西方化等等在他俩身上体现得也非常鲜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响，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是以昼作夜、以夜作昼。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上午一般不会客，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午饭前要洗一次澡，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下午1点半去财政部办公，一些兼职机关的办公人员（行政院、中央银行）都是到财政部碰头，向孔祥熙请示工作。晚上办公时间没有定，有时七八点，有时一、两点。
当时的党国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蔼龄常往上海，规定孔祥熙每到周末须下午5时从南京坐火车9时抵家。宋蔼龄一般来说不去车站接他，偶尔遇有约会，才到车站接孔祥熙，然后直接赴约定地点。依照惯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里坐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的有关活动。
孔祥熙的早点（相当于半中午饭，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点都是单独吃，中饭则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个菜，2个汤，生熟冷热俱全。全家人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只有孔祥熙一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顿吃一中碗约3两，或是两个山西煎饼。孔祥熙家里共有3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欢吃陈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蔼龄和子女们则都不吃。有时赶上家里吃西餐，菜和汤并不按“六二”配备。孔祥熙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3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小盘。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约每周洗一次汤山温泉澡，有时也约上蒋介石一起去。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医药顾问，专给孔祥熙看病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上海保隆医院著名的医生，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给此人。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遵照医嘱，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欢吸烟。办公会客都要抽烟，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孔祥熙从来不吸烟。宋蔼龄自己不吸烟，也不准丈夫吸烟，如果发现孔祥熙吸烟，就会埋怨道：又吸烟了吧？孔祥熙每逢这时，就会低头不语，丢掉香烟不吸了。
发迹后的孔祥熙不大爱看书，卧室里连书架都没有。但每天要看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每天必读，孔祥熙每天看报的时间，大约一、二个小时。
孔祥熙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礼拜。这一点和宋蔼龄大不一样，宋蔼龄住上海时，每周都去做礼拜，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打麻将牌，孔祥熙家却不流行。孔祥熙对这些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赚钱。宋蔼龄倒是喜欢打牌，可不是麻将牌，而是扑克牌。宋蔼龄也是每天上午10点左右才起来。她一天中最热闹的黄金时刻是在晚上。有几对夫妇是她的密友，每晚必来，家里成了宋蔼龄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有盛老七夫妇，盛老七名叫盛升颐，是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且妩媚动人，尤其善于辞令，一望便知是交际场中能手。她是宋蔼龄的挚友，也是智囊，为之出谋定计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此夫妇二人几乎天天来。此外还有税务局长樊充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一来就是一双。大多是在这里吃晚饭，有时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莱来，吃过了即打扑克牌，赌兴极浓，直到深夜1点左右吃过点心方各自散去。有时不打扑克，便在家里办个舞会尽欢始散。
宋蔼龄每天早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她认为长期服用可使皮肤细腻。宋蔼龄的外表并不漂亮，可是极爱打扮，平时穿的衣服和皮鞋、使用的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式样是最流行的，走起路来都香扑鼻，俨然一位贵妇人。
宋蔼龄亦非常讲究卫生，每天早点后洗澡，用的是英国女皇用的洗澡香粉。当时的上海只有一家外国洋行出售这种香粉。衣服穿不了几次就换新的，袜子和皮鞋换得更勤。她换下来的衣服，一般都分给花园里的女工。
孔祥熙和宋蔼龄虽然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宋蔼龄泼辣锋利，说话算数，家里的规章都是她定的。孔祥熙有点怕她，所以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孔祥熙单身住南京时，未曾有过外遇。每逢星期天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夫妇二人便出现在花园里散步说话，看起来很亲密。
家里的孩子们，都怕母亲，不怕父亲，以至影响到家里的佣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孔祥熙在生活习惯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那么在学业上还算是为中国人争气的。孔祥熙人耶鲁大学之初，每天都是平平和和、温温吞吞的样子。本来东方学生就少，美国人就更瞧不起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年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孔祥熙心里清楚，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暗里却刻苦努力。不久，孔祥熙便以优秀的成绩，征服了大家。人们终于发现，这个不动声色的矮胖子，是个思维极为严密、做事极为认真的人。没有人看不起他了，接近他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和孔祥熙做朋友。
正是因为孔祥熙为人谦和，学习成绩突出，所以孔祥熙留学6年，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其中和孔祥熙称得上最为知己的要算是欧柏林大学的保罗·考宾。
保罗·考宾是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密友，二人友谊深厚，无话不谈。在孔祥熙的影响下，保罗非常向往中国这块神秘的东方大地。为此，孔祥熙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康保罗，字乐三。
孔祥熙曾不止一次地向康乐三讲述当初山西教案的情况，并且每每难过地说：
“回忆庚子殉难的那些教士，在太谷设医院与学校，传布福音，使太谷一城百姓获益无穷，他们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基础，被庚子事变摧毁无遗，好不容易皈依基督的一些信徒，经过庚子那样大事杀戮，虎口余生，心摧胆裂，再也不敢上教堂的门。而西洋教士为了自身的安全，更无不视中国为畏途，殉难先贤的事业，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
康乐三听得非常激动不禁地动情地说：
“听你所说的，你的故乡太谷，竟比欧柏林先生尽瘁一生的史特拉斯堡环境更加恶劣，造福人群必须有冒险犯难的决心，基督精神原本是信、望与爱。孔君，如果你学成归国还愿意本着欧柏林先生的精神回到你的家乡去继续先贤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不妨邀几位志同道合、不避艰危的朋友，大家一齐到太谷去！”
“好极了！”孔祥熙高兴道：“我决心放弃祖传的许多事业，不做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我愿回到故乡，将殉难先贤的作为发扬光大”。
孔祥熙后来真的回到老家太谷，继承了先贤的事业，但所谓不做官的诺言，却很快给证明是假的了。
一次推心至腹的谈话，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康乐三先于孔祥熙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夫人一同来到中国，主动地到太谷主持教会，他的夫人做为助手，也在教会里担任一些工作。后来孔祥熙回国，在老家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康乐三夫妇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康乐三本人还应邀在铭贤学校担任教员，支持孔祥熙的欧柏林精神。对此，孔祥熙曾这样说过：
“铭贤草创之初，其困顿艰苦，祥熙固力任而不辞。惟熙每有一得之见，辄若不为时有所惊，而君（康乐三）不独谅之，且更助之成之，世言知己之交，熙与君有焉！”
1905年，孔祥熙刚刚考人耶鲁大学研究院不久。一天，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旅美正经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这消息使孔祥熙万分激动。他决心再不放过这次机会，1901年，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已曾错过了和孙中山见面的机会，当时他觉得非常遗憾，甚至有几分失落感。孔祥熙是带着遗憾与失望，从横滨启程去美国的，以至他一路上都闷闷不乐。后来在美国他又错过了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这次孔祥熙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见上孙中山一面，当面向这位革命的先驱请教。
放下每天要听的课程，放下手中研究的课题，孔祥熙坐上火车，从康狄纳克州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克利夫兰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的筹建者--克利夫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这一次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先生寄寓的地方。站在门前，孔祥熙的心“咚咚”直跳，按门铃的手停在半空有些颤抖。他想象不出孙中山--这位革命的领袖，肯不肯见他这个20岁出头的“楞小子”。如果不见自己该怎么办呢？如果见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会面呢？孔祥熙犹豫着。但随即孔祥熙想到，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夙愿吗？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强烈的愿望促使他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站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位身材中等、留着两撒胡子且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热情地向孔祥熙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孔祥熙让进屋里。此刻种种疑虑和担心转眼之间全消失了，孔祥熙迫不及待地声音有些激动地向孙中山先生述说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种种忧虑，表达了自己愿意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耐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述说，深深地被眼前这位出身于中国传统世家而又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长大现在又留学海外的游子的经历所感动了。孙中山想到中国多一些这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人该多好啊！这样的年轻人多起来，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华夏民族就有希望啊。
初次见面的投缘引来了孙中山与孔祥熙的彻夜长谈。孙中山先生热情而坦率地向孔祥熙阐发了革命宗旨和民族大义，以及革命的方略，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介绍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由他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如今革命的浪潮正风起云涌一日千里。
那还是在1894年。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便再返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奔走逾月，在华侨中动员了20多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于1894年11月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号，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步发展。
接下来便是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葵一、杨毓麟域、陈天华等人发起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当时到会的有本省的和外省人士共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界中人。他们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葵一为副会长。黄兴先生（1874－1916年）系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出身，肄业于武昌的两湖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同时学习了军事。当时黄兴等人计划在华兴会成立9个月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但因1905年10月10日是清廷实际掌权人物慈禧太后的70生辰，于是他们计划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集会行礼时，引爆炸弹，并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然后分路进军长沙。后由于一个混在华兴会的内奸向官方告密，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当即黄兴靠基督教会里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去了上海。刘葵一等人也都脱险，起义宣告失败。黄兴、刘葵一等人毁家筹措的四、五万元革命经费付诸东流。
再有就是光复会。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参加的人多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全是推动光复会成立的主要人物。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选为会长。实际的核心人物是陶成章。陶成章（187－1912年）系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当过塾师。他于1900年前后萌发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陶成章留学日本，本来想学习军事，却被清朝官方阻挠。一气之下他于1903年回国开展革命活动。。
光复会成立后，曾同华兴会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后来因为华兴会的起义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
当时光复会还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大量工作。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抱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上一笔的，还有秋瑾。秋瑾系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后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而与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除了光复会、华兴会以外，当时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和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华侨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其中包括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关于党的名称，当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因此提议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于是后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宗旨。吕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省当时因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各省的留学生代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成员。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有译议部、司法部和由总理指定的人组成的执行部。它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选举产生的。执行部权力最大，由总理直接领导。会议一致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工作。
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则按省设立分会，并有各省主盟人。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把分散的革命的团体统一起来，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导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里，孔祥熙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聆听着孙中山先生畅谈革命大计，他觉得能结识孙中山先生是自己的荣幸。因为孙中山是著名的反清斗士，年纪也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在当时，能追随孙中山这样的反清斗士，是孔祥熙这样的时代青年最大的愿望。孔祥熙当即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要求，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要求。
从此，孔祥熙加入了兴中会，投身反清斗争，后来又自动转为中国同盟会会员。
当孙中山问起孔祥熙未来的抱负时，孔祥熙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认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实业两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于大而不当。为此，孙中山告诫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极早建立。”
孔祥熙听到孙中山先生赞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异常激动。后来，他回忆这段初次会晤孙中山的情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云，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以前更为慎重。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经过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以后，孔祥熙继续回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孔祥熙变了，以前他的学习时间要多于思考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现在二者颠倒了过来。孔祥熙时刻思考着怎样用行动证明不辱与孙中山先生这次的会晤和彻夜长谈。他要切切实实地拿出一个行动，拿出一个向欧柏林先生学习的行动，拿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行动。孔祥熙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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