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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学习整整5年的宋蔼龄终于学成回国，当她乘坐的那艘客轮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现时，已经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妇激动地流下眼泪：他们可爱的大女儿尤其是妈咪日夜想念的蔼龄，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在码头上好一番亲热之后，宋耀如带着她们母女俩乘车回到他们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蔼龄透过车窗不停地打量着上海--这阔别5年的城市。同刚刚离开不久的美国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国的贫穷、落后尤其是那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肮脏，令宋蔼龄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其后一连多少天里，她都觉着什么都不适应，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觉得水里有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脏，远不如在美国用那淋浴喷头冲起来来得方便和惬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儿都是拥挤的人群，都是肮脏的尘土，都是难闻的气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蔼龄痛感在这飞速旋转变化的世界中，祖国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让她无法忍受。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由地开始在宋蔼龄身上流露出来。
父亲宋耀如很快就察觉出大女儿身上有着一股不健康的苗头。于是当有一天宋耀如听到女儿在用英语向他请求要加入同盟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悦地对女儿说道：“你最好用中国语同我讲话，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不是美国。在自己的祖国你应该讲中国话。”宋耀如缓和一下口气接着又说：“我想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中国人，然后才能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种美国人的眼光在中国看这看那，更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给我作什么秘书。”说罢，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蔼龄当下简直震惊了。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父亲方才那一番话可谓是一句中的，击中了她内心深处那虚荣的要害。顿时，羞愧的泪水一下奔涌出来，宋蔼龄猛地侧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但宋蔼龄毕竟是宋蔼龄。自幼养成的刚强执着的性格，马上给了她改正错误的勇气。所以当第二天的阳光照进来家客厅时，宋蔼龄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国旗袍由卧室里走出，并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向爸爸和妈妈问了一声好。当时，宋耀如脸上立刻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宋耀如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自己在华美印书馆的办公室。他指着窗前一张崭新的办公桌对宋蔼龄说：“蔼龄从今天起你就坐在这里给我担任秘书。不过我说的秘书，并非我们华美印书馆的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的秘书。”说到这里，宋耀如加重语气且目光异常严肃地望着女儿说：“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捕的目标。所以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革命！”
宋蔼龄低下头去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坚定地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说：“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干好。”说着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圣经》并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动地又说：“我发誓--”
就这样，宋蔼龄回国后第一项工作即给父亲宋耀如担任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她很快就全身心地投人了，认真地帮助父亲募集资金，登记造册，并把会党名册和资金收支绘制图表等。这时，宋蔼龄身上的优点开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她把一切都做得那样认真、那样扎实，同时也那样的出色。以至父亲宋耀如不时赞许地对她子以表扬和鼓励。
的确，有了女儿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宋耀如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多了；并且办公室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桌子上不再那么杂乱无章了，每日须办的事情也给蔼龄依次记在备忘录上。宋耀如开始有了时间，并腾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开辟更多新的财源等。很快地，宋耀如感到女儿这个助手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女儿几乎已经成了他的左膀和右臂了。
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出了。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长期流亡的孙中山先生回国并抵达上海。当天，在上海的金利源码头到处是彩旗和欢迎的人群，锣鼓声更是一阵高过一阵。人们是在这里热烈地迎接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归来。当时，宋蔼龄跟随父亲一起，也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并且心情十分激动。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旋即住进了虹口宋耀如的家中。他此次回国，即是准备赶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时间异常紧迫，所以宋耀如等人都围绕在中山先生周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南京就职的筹备事宜。因为当时内政外交千头万绪，孙中山感到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他便向宋耀如提出，帮他尽快物色一位精明能干且又能懂英文的秘书，以便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包括陪同他去和一些外交使团接触等。当即，宋耀如便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宋蔼龄。因为孙中山是宋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说当年他是看着蔼龄长大的，对这位侄女辈的宋家大小姐，实在是太了解了。尤其那天在码头上，当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长大后的宋蔼龄时，他的印象更是好极了。所以当时孙中山二话没说，即同意了宋耀如推荐的人选。
就这样，宋蔼龄又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也就是说，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秘书。
上任伊始，就把个“宋秘书”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孙中山久居海外，对国内的情况及方方面面的局势均不甚了解。所以他抵沪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国内各同志的汇报。而宋蔼龄的任务，就是把孙中山先生同这些同志的谈话认真地记录下来。当时，来汇报的人络绎不绝，有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等等。宋蔼龄坐在孙中山的身旁静静地听着，手中的一支笔飞速地记录着。作完记录后，只要稍有间歇，宋蔼龄便立把记录整理出来，并摘出要点送给中山先生。很快的，“宋秘书”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表扬和赞许。中山先生对宋耀如说：
“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公元1912年元月1日，宋蔼龄陪同孙中山先生来到南京就任。当中山先生乘坐的专列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了南京各界人士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中外军舰鸣了21响礼炮，以示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临南京就职的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当时，人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万里晴空中久久回荡。
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了。
当晚11时许，在胡汉民等人的簇拥下，孙中山先生来到典礼堂。就见他健步登上主席台，站在五色旗前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孙中山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千头万绪百事待举，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作为总统秘书，宋蔼龄的工作量也异常繁重起来。每日的电报、函件、请示和报告等文件，像雪片一样飞落在她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得如山一样。尽管总统身边还有其他助手，但因为宋蔼龄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个，所以来蔼龄的工作负担也较他人格外地重了许多。但她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秘书，既有魄力又有条理，工作很快给她安排得有章有法，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很快影响了其他同仁，一时间在孙中山先生周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大家都在忘我地拼命工作着。
因为孙中山待人本来就很随和，加之他和宋家一向很熟，宋蔼龄就几乎是他看着长大的，所以他在宋蔼龄面前从不摆什么总统架子。每逢闲暇时，孙中山常常来和宋蔼龄聊天，两个人探讨一些问题。甚至有时遇上意见难以统一时，宋蔼龄还敢和孙“大总统”争执几句。当时，因为尚属非常时期，兼之孙中山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理想。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夫人卢慕贞女士只短暂来宁小住，旋即返回澳门。为此中山先生十分苦恼且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愈来愈糟糕。恰在此时，宋蔼龄陪伴在孙中山身边并以“子侄一辈”的特殊身份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给了孙中山以弥足珍贵的体贴、关心和安慰。以至后来，宋蔼龄这种不无过分的关心和照顾，竟引起当时亦一路随行的孙中山先生的女儿孙金淡、孙金流的一度误解和反感。后来，当宋蔼龄决定辞去总统秘书的工作时，中山先生亦曾十分诚恳地再三挽留，直至后来，宋庆龄的出现才作罢了。
就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会聚南京创立共和、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一番大事业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蠢蠢欲动，按捺不住杀机了。加之当时革命党内部也确有一批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总以为只要袁世凯逼退清宫，就能领导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就该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等。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当时竟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搅在一块且打得火热。除此而外，由于袁世凯长期在北洋军界经营，势力深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有北洋军阀48名将领在袁世凯的怂勇下联名通电反对，甚至示以武力威胁。在这种内外相煎的紧急情势下，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开始考虑辞去“大总统”职位的问题。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说：
“孙文几十年冒死舍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只要他袁世凯赞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孙文随时准备把大总统的职位转交给他。”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博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来继任总统。
当时，对于孙中山先生深明大义、以全局为重的做法，宋蔼龄尚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她还措辞激烈的指斥中山先生为“扶不起来的天子”等。而面对宋蔼龄的一腔激烈，孙中山又能说什么呢？惟有无语苦笑而已。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旷世孤独，往往是无法期盼别人理解的。此正所谓古人云“高处不胜寒”啊！
卸下总统重任后，正好袁世凯答应由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于是中山先生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施展一番创办实业的伟大抱负。当时，他与亦是革命党人的黄兴约定，他孙中山去搞全国的铁路建设，黄兴则去大西北搞开发，大家共同把新生的中华民国建设好。尽管当时来蔼龄因种种不易说清的情绪所困扰，打算辞去总统秘书的职务，但后来在父亲宋耀如的鼓励下，就又坚定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决心。当时，孙中山还请宋耀如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处的司库职务，为他总理铁路筹建费用的一切收支。
于是，孙中山一行自上海出发，先赴广东，然后广西、福建、湖北，最后又北上考察了华北各地，一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们都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不论走到哪里，孙中山先生都念念不忘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
当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构想，筹建全国铁路及其所需资金大体上可分三种形式筹措：
1．与外国订立合同贷款，自行修筑；
2．订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办的公司，招股修筑；
3．批给外国人修筑，期满或达一定期限后，由中方采取有偿或无偿方式赎回并收归国有；
但孙中山当时也约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决不动摇，即是：
1．不失主权；
2．不用抵押；
3．利息甚轻。
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拟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沟通全国三大铁路干线，初步实现每年运输收入达10亿元的目标。当年构想的三大铁路干线是：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西藏并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则由上海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最后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并抵达终点伊犁；第三条铁路干线将起于秦皇岛，然后穿过山海关进入辽宁及东北各地，并由此西折人内蒙，最后北穿外蒙到达终点乌拉海。当时，孙中山认为，现在共和革命已经完成了，可以专心致志地修铁路了，所以他决心10年之内不问政治，以便专心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后来，当他们路过北京时，孙中山依旧抱着幻想十分诚恳地与袁世凯相约：
“今后我们两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我们共同使中国富强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不以善良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其狼子野心已然暴露无遗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袁世凯又相继解除了各省由国民党员担任的都督，并十分嚣张地宣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终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猛醒了。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并声讨袁世凯，随即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纷纷响应，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只遗憾的是，由于是事到临头仓促起事，即缺乏组织又没有策应，以至讨袁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再度亡命日本，至此，孙中山“实业报国”的伟大抱负也便付诸东流了。
因为当时未耀如一家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关系已成公开的秘密，为防不测，宋耀如全家也追随孙中山来到了日本。是年秋初，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也径来日本与家人团聚。
不久，宋蔼龄辞去了“总统秘书”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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