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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这种面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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