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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上说，要在国民党党员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优秀党员，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惩治奸邪、整肃贪污”的参考，要“中统”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令后，就交由谢永存起草，经徐恩曾和陈果夫、陈立夫提到“CC”高级会议上修改补充后，再送蒋介石核准施行。这样的一个“调查网”，实际上就成了“中统”的大规模的外围组织。
首先，他们在重庆各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展开建网工作。凡参加“调查网”者，须有被认为可靠的介绍人两人的介绍，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发给“调查手册”一份。在那手册上，印有蒋介石发给“调查网”的手今，所以进行工作时即等于执行“总裁”的命令。手册上所写的“政治敌人”把共产党列为第一，其次是一些进步团体。此外，。还有一些“贪污舞弊，囤积居奇”的官样文章及“尚礼仪、知廉耻”的滥调，作为陪衬。“调查网”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均用代号通讯，办公室的代号是“许清”，通讯处是重庆市邮政信箱91号。
从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单在重庆就收罗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级官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约占1／10，普通行政人员约占6／10，学校教职员学生约占2／10，其他约占1／10。
“调查网”的“成绩”究竟是怎样呢？计为：检举告发国民党人员贪污读职的材料占80％弱，揭发汉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余百分之七八，则为检举所谓“共党”或“共党嫌疑”者。而最后一项，查实是挟怨诬陷或捕风捉影者多。
这样的“成绩”摆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伤脑筋，因为如果照样拿去向蒋介石报销，就非挨骂不可。因此，他在“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说：“这个工作费了时间，费了人力，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容易，我们的力量不够，才搞这套办法，谁知这些人一点东西也捞不到。我们要不要再这样搞下去？请大家多谈谈。”于是各人发表观感，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几点：（一）赞成徐恩曾的说法，主张不要再搞；（二）认为给通讯者以乱告的特权，不如不搞，以免搞坏了“中统”的“名誉”；（三）认为在通讯者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少招摇撞骗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统”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团，认为“中统”这样搞，是挖他们的墙脚，出他们的丑，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不满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间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统”特务外围，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发下去，还是那批人，不过加了个名义，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种情形下，徐恩曾以为搞下去只有添麻烦，因此去同陈果夫、陈立夫等商量后，由他们再向蒋介石建议，终于把这个盖在自己头上的破“网”，转送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监察网”。从此之后，便成了次序衙门内的摆设了。
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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