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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尽管陪客频频添杯，却不见醉意，独是“贵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见进门，不见出去。任弼时被捕后，敌人不仅用酷刑折磨他，还用电刑将他击昏，使他神经处于混乱状态，以便从他口中诱出口供。敌人用高电压将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坑，也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以后，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
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这年9月7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一天，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同乡陈大同，那人一见面就乐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宋再生陪着笑，诧异地问：“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辉的宇）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陈大同对于自己的先知先觉十分得意怂恿地说：“只要一拜师，他就会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察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把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缺，不过--”宋再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有什么条件没有呢？”
陈大同笑嘻嘻地说：“只需筹备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费，以后进帐三、七分--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把手一摆，佯装犹豫，慢条斯理地说：“你先别忙，让我回头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行！”
宋再生和陈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回来就向陈赓汇报了。陈赓一听，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争取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等来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很快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联系。他很快就结识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人物。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中的一个。这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宋再生拿回交给陈庚后，再把组织上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交给范广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名气越来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启华（“小宋”），也是一个有名的传奇人物，经常充当“老宋”
的帮手。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挣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来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忙又追问：
“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
姓黄的哪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
“那好！”宋再生遂即与那个姓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用”。
宋再生打发走那个姓黄的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吗！到时候你把姓黄的果真弄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康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窃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庚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康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魔法，那把酒壶正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来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到“赏格5万’时，就求来再生带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见面，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窃，竟要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
当时每逢共产党中央机关召开重要会议，都由情报科和行动科等有关部门配合，慎重地选择会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总务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马上发出报警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1930年初，共产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康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但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要在上海开会的事曾被国民党特务侦知。有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找去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苏维埃议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指蒋介石）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犯万元。”
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他要宋再生找人伪装“摊贩”，布置便衣，进行侦察。还说：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宋再生马上找到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继续了解敌人的意图和情况，同时在老问捕房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还在会场周围作了周密部署，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党的计划、命令，陈赓都能通过杨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敌人各种内部的联系及时得到。每当遇到有人告密，敌人准备抓人的时候，也大都能够化险为夷。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然而，首先看到这类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蒋介石的陈立夫。蒋介石批给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办，徐恩曾交给杨登瀛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闻得此讯，便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刘鼎，刘鼎一听，感到事关重大，便一面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陈康转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人的调查，了解是否确实。虽然黄第洪这个叛徒十分狡猾，杨登瀛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但是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进行大破坏，完全属实。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时一早出去开会。外面下着大雨，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告诉爱人陈琼英说：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琼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琼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个夜晚，仍不见人影，心想准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罗迈一见陈琼英，就向她证实：弼时昨天被捕了。同时安慰她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打发杨登瀛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有关情况。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扣门。门开了一半，他发觉不对头，因为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挣扎已经不可能了。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场。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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