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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
之时，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陈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CC”在较大范围的外围，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两种方法。例如抗日战争以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会员人数9734人（会址在四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用职员王鉴藩为金陵大学“CC”学生，后来跟洪兰友当秘书），在这9000多人中，有意让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冲淡“CC”色彩。“CC”有意用这种外围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实际则利用该会来收罗文化界的分子，这就是它的“寓吸收于外围”的训练工作方法之一。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本来是“CC”插不进去的，因为在“CC”里边，实在没几个象样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当时也颇有社会地位，并且自认清高，一般也不屑于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本来是学过工程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学关系，加上他们在统治层中，又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也套了过来。虽然套了过来，但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间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极力扰其二三等人物，以扩大“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照他们说，这是一种“就汤下面”的办法。
“中统”在外围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运用上述的原则，归纳言之，可分三种：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鸭卵鸡孵”，三曰“夺胎换骨”。
所谓“挖根移植”，就是把别人培养好了的技术人员，情报能手以及具有一技之长的其他货色，拉过来植在“中统”这块毒土里，使其继续生长，为之服务。干脆地说，就是吃掉人家的现成东西。
所谓“鸭卵鸡孵”，则是原来已经成为“CC”的职业学生，或是从未暴露过的在某些技术学校（如兵工署的兵工专科学校等）的“CC”爪牙，让他们在那学习，学成之后、，等于用母鸡孵出的小鸭，羽毛长了，再自然地浮人“中统”的污水塘中。“中统”“少壮派”中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上层特务。都是这个来源。
所谓“夺胎换骨”，系利用已有的公开团体（特别是历史悠久，有名气的老牌企业）来做文章，掌握其中部分的或个别的有作用人物，予以物质诱惑，施以组织训练，进而加以纪律约束，使为己用。但始终让他们罩在原有的壳子下面以蔽风雨，在原有的环境中以吸吮营养，以延续其内线生命。例如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电、税务以及新闻。文化单位中身居要津的分子，为“中统”暗中工作的就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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