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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的侵占，因此，协会一成立，双方就对文化界展开了争夺战。但是“两会”的宗旨都是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争取民心。
陈果夫介入文化界的时间比较早。早在民国初年，当陈其美在上海主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时，陈果夫即给《中国日报》撰写过新闻通讯一类的稿件。由于当时陈果夫生活还没稳定，处在动荡时代，因此，除了给有特殊关系的《中国日报》写点稿件外，还没能够涉足文化人行列。
1927年蒋介石下野以后，陈果夫和戴季陶避居上海。这时宁汉政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共产党在各地掀起了武装暴动。为了抵御共产党和武汉方面汪精卫的宣传攻势，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邵力子、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策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大名教授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反对吸收外来有利中国的文化”。蒋介石复职以后，陈果夫以武力为后盾，攻击左派作家在上海提倡的普罗文艺为“破锣文艺”，迫使其将大本营移居天津，并策划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创办《中国文艺月刊》，陈果夫在上海文艺界初战告捷。
陈立夫对文化界的潜移默化作用更为重视。他认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消除共产主义思想滋生的土壤比破坏共产党组织本身和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更为重要。而在同时，若想使国民党内部“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也得靠文化的影响。在此思想指导下，陈立夫在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时，更侧重调查的是党员的思想。对共产党，也更多使用诱惑、政治瓦解、思想说服等手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使用的共产党叛徒很多，著名的特务机构道署街全体干部中有2／3是叛徒。以后，曾为中共高层领导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也是CC派诱惑投降的。这些被国民党“感化”了的共产党叛徒，在精神信仰被瓦解之后，往往卖身投靠，并反噬共产党，其危害非常之大。如上述的顾顺章投靠国民党之后，供出了秘密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若没有打进国民党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事先获悉，并火速通知上海共产党中央，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可见陈立夫思想文化攻心政策是非常毒辣的。
1929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反省院条例》后，其权力所及省区，普遍设立反省院，反省院由二陈控制，其目的也是进行思想瓦解。
出于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陈果夫、陈立夫逐渐把触角由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伸向了文化宣传领域，这便和由“天子”门生黄埔学生组成的复兴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国民党组织思想系统是双轨并存的，一般党员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管，军队系统则归总司令部政训处。在开始的时候，双方势力都比较小，而活动空间又很大，彼此尚能和平相处，但随双方势力的扩大，冲突日渐激烈起来，以至互不相容，互相对抗。
黄埔军校学生开始插手文化领域始于蒋介石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要比二陈晚得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热潮的压力，蒋介石为收买民心、统一力量，倡导了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于1932年3月，召集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曾扩情、康泽、戴笠等人，组成了“中华复兴社”。“中华复兴社”的行为准则为“需要既是真理，行动既是理论”，极力主张避兔空谈，倡导实际行动。“中华复兴社”成立后不久，它的三位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就动起手来，开始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著述著作，主张“行动”，号召“硬干、实干、快干”。他们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方打开局面，带动全国的必要，于是选择了上海，希望在上海打开局面，造成声势，以吸引全国文化界人士参加。这样，就决定派萧作霖去上海与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复兴社”分子说干就干。1934年12月，萧作霖到上海，立即与刘炳黎、孙伯骞、倪文亚等人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组织。首先得到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同意参加筹备委员会，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开始大力招收会员。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大学教授也有百余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随即举行了选举大会，选出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黎、倪文亚、孙伯赛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推吴铁城、刘炳黎、萧作霖等为常务理事。这样，“中国文化学会”在上海的局面就算初步打开了。“复兴社”分子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都迁到上海由萧作霖负责发行。“复兴社”又将萧作霖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另办一《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复兴社”共有五个刊物在上海发行。这种阵势，对其它地方“中国文化学会”分会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紧接着就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陈立夫对自己在文化界建立的势力范围本是充满信心的，他也一直想建立一个统辖全国文化界的机构，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迟迟未能动手。不想“复兴社”分子们不知天高地厚，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是几个人一核计，拟了一个宣言，“中国文化学会”便即产生。接着，竟不顾规矩，不择手段在文化界展开活动。“中国文化学会”刚成立，在武汉的《扫荡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刊出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消息和该会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随后由该会书记萧作霖亲自率领大批“复兴社”分子进军上海，打着名誉会长蒋介石的旗号，到处伸手。“复兴社”的这一行动，打得CC派措手不及，为了想出应付办法，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沧波、程天放、萧同滋、吴醒亚、潘公展、丁默屯等江苏、南京、上海一带CC干将，齐聚上海，共议此事，商讨对策。最后，还是吴醒亚有办法，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一面由陈立夫、陈布雷去面谒蒋介石，申诉“复兴社”违背蒋介石的禁令，插手不应由“复兴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的工作，要求蒋介石勒令“复兴社”停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并取消“中国文化学会”；另一方面，尽速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争取早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据CC骨干之一黄敬斋回忆：
“某星期日上午10时左右，吴醒亚、潘公展二人陪同一位穿青色长衫、身材瘦小，文弱似营养不良的小学教师模样的朴实中年人来到，黄认识来客是自己昔时曾受过其指教的前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CC系的最亲密的战友陈布雷先生。他来到之后，同丁默屯和黄打了一个招呼，未坐下就对黄说：‘请你引导我上你的办公室去，我有东西要你帮着抄写。’黄一面答允着，一面就引导陈到自己的办公室，请陈坐在丁默屯日常办公的座位上，并给陈准备好的纸笔。陈一面命黄坐在他的对面，一面对黄说：‘等我写完一张，就请你用蜡纸钢板刻写一张，二人同时工作，可以快些完工。’他边说边就开始工作起来。这位先生，真不愧是名扬四海的文章高手，在不到两小时之内，就一口气写成了各约千余字的两篇文稿，一篇较长的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宣言》，另一篇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前者的内容，现在脑中只留有个模糊印象。似乎是说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粹…，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特殊国情，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极权统制’的前途。文中以‘黛获不同器’来强调共产主义同中国本位文化之不能共存的道理。后一文约略列举了如下几点纲要：一、开宗明义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最高信条；以能竭忠尽诚，信从拥护这一信条为国民之最高和最光荣的道德品质。二、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法西斯独裁统治，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反对团结进步，诽谤御侮抗日。三、在经济上要求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实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行的中央集权官僚垄断资本的‘统制经济’。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科学，反对不适合国情的破坏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斗争学说和全盘西化论的奴隶思想。在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实行‘文化统制’政策。五、在军事上，必须实施军队国有，集中于中央政府，任何党派和社会集团不得拥有武装力量。政府有权剿灭、收编、改编任何土匪部队和地方或私人武装。‘必须先安内然后始能攘外’，必先充实国力，完成统一，始有国防外交。……这两项文件，当时由黄敬斋在陈布雷的亲自指点下，用蜡纸钢板各刻写油印了百余份。接着于三日之后，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借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在陈立夫、吴铁城、程天放、张道藩、周佛海诸人亲临主持的仪式上，宣布通过文件后，分发给了到会的人士和上海各报社通讯社的现场记者。于当日晚报和翌日早报上，连同成立大会的新闻，全文刊出。”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进攻，所以该会一经成立，双方立即开战。
首先，双方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中展开争夺战。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属政学系，和双方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这次乐得坐山观虎斗，看两派都打得头破血流。他两派都不得罪，哪一派邀请开会，他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是两派都得罪不起，所以也两面都参加了。但从干得活跃热闹上说，文化学会似乎影响更大。因为文化学会吸收了大批大专学生参加，这些人在“复兴社”分子的鼓动下，干劲十足，所以，文化学会首先在声势上超过了文化建设协会。
萧作霖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化前卫队”的组织。这个组织举行宣誓典礼时，邀请“中国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前往监督和观礼。由于萧作霖身兼总会书记长和上海分会党务理事，便由他一人同时代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萧作霖携带的礼品很特别，是一把剑和一把大刀，剑作为总会的礼品授与，大刀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为“文化前卫”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以及中央航空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和少数高中学生。队员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队长是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也是大中学生，有1000多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后边和左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右手握拳举起。宣誓由赵龙文领头，他念一句，全队队员跟着念一句。监誓人是萧作霖，立正站在主席台正前方。宣誓完毕，由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蒋坚忍代表分会为“文化前卫队”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礼仪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方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交给跑步前走的护旗兵，再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由萧作霖代表总会授剑，代表上海分会赠刀，在萧作霖和蒋坚忍讲话后，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乐表示宣誓典礼完毕。
“文化学会”在斗场上也几乎打垮了“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文化学会成员与CC团成员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争夺战，最后双方动起武来。由于“复兴社”中青年学生人数多，势力较大，尤其是“复兴社”所派领导学生的人又是黄埔学生出身，他们按军队建制对自己的力量进行编组，然后在学校按作战部署进行战斗。CC分子经不住这种有组织的进攻，抵挡不住，以至被包围得无法出校。吴醒亚和潘公展急得没办法，只得找“复兴社”在上海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得了势的“复兴社”领导人竟避而不见。最后不得已，他们请出了上海市长吴铁城调解，“复兴社”的人才同意同吴、潘谈判。在这次争夺战胜利之后，“复兴社”分子简直不把CC团放在眼里，气焰更加嚣张。
在斗场上获胜的文化学会分子，确定也想在文化上干出自己的一套。所以在对CC团大力进攻的同时，继续招收会员，召开座谈会和举办讲演会。经过上海分会理事会决定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些讨论后，在《前途》月刊二卷八期，还出一个文化统制专号，贡献文章者有吴铁城、贺衷寒、刘炳黎、茹春浦、董任坚、李冰若等十几人。
正当“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传来了噩耗。“复兴社”的干将之一邓文仪于1934年六七月间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而获罪于蒋介石。陈立夫立即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响”。蒋介石在愤怒之下，一面撤销了邓文仪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禁止其一切活动。这样，下层闹得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化学会”，终因上层不抵陈立夫的进攻，而最后在一日之间烟消云散。
实际上，即使没有陈立夫的告状和邓文仪失职触怒蒋介石，“中国文化学会”的寿命也是不会长的。蒋介石交给“复兴社”的活动范围是军警特系统，“复兴社”插手文化，早就越出了职权，只是蒋介石最初没有找到打击他们的借口罢了。
二陈和“复兴社”分子的斗争并不仅限于文化领域。
由于“复兴社”分子大多为黄埔军校出身，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蒋介石事业的惟一嫡系，只有自己才是正统。即使像陈果夫、陈立夫这样和蒋介石关系非常深的人，他们也以敌对派系视之，对其横加打击。蒋介石对任何人、任何派系都不是十分地相信，所以在用人时，其职权范围十分明确。黄埔系的势力范围是军警特，二陈的CC团主要是党务、文化和教育。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意图了然在胸。陈立夫在当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局长时，曾试图并吞“复兴社”势力下由戴笠任处长的军警处，在并吞失败以后，也不再做非分之想，知道打不进“复兴社”系统，所以也就不做此努力。可“复兴社”内的黄埔学生就不同了，他们自恃是蒋介石的门生，到处插手。所以“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往往是“复兴社”分子采取主动。但是，由于每当看到CC团招架不住时，蒋介石几乎都出来袒护二陈，所以“复兴社”分子哪一次也未取得完全胜利，差不多都是大闹一场，不了了之。
“复兴社”与CC团的争斗收获最大的是河南。在“中国文化学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争斗正烈的时候；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一个“融党于政”的主意，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的党权一下子从二陈掌握中夺走。黄埔学生乘机进入各省党部，黄埔一期学生、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萧洒一度控制河南省党部。由于萧洒胡作非为，在河南搞得天怒人怨，CC团乘机向蒋介石告状，萧洒被撤职，CC团才夺回河南党务大权。但由于河南军政系统都为“复兴社”控制，并不断向CC进攻，CC分子事实上仅能龟缩在省、县党部内。
在江苏，1933年10月以前，省主席是顾祝同，CC分子势力不大。陈果夫继任江苏省主席以后，CC分子几乎控制了江苏的各个部门，“复兴社”分子只是在江苏省保安处还能存留，因保安处副处长“复兴社”分子李守维为顾祝同亲信，陈果夫拿他也无可奈何。1937年顾祝同回任江苏省主席后，除了党务和教育两系统外，CC分子几乎全部为“复兴社”分子取代。
CC分子和“复兴社“分子在各地愈斗愈烈，有些甚至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系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当然属于CC，可“复兴社”分子硬要他加入“复兴社”，当他拒绝时，“复兴社”分子就捏造罪名逮捕了他。在江苏，公务员训练总团为李守维控制，尽管主席是陈果夫，但李守维对CC分子并不手软。李守维手下的柯伯勋，竟把犯过失的两个CC学员捆绑起来；派几个士兵手持手枪，把二人押送到省政府去，要求陈果夫严惩，给陈果夫难堪。陈果夫也不客气，以柯伯勋“行为粗暴，管训无方，处理不当，不配担任这重要的军事训练工作”为由，将他赶出了江苏省公务员训练总团。在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把中央政治学校三个特务学生绑架杀害。任觉五称这三个学生是“复兴社”成员，因犯严重错误被处死。而陈果夫说这三个学生是他们的人，被“复兴社”无故杀害，并把官司打到了蒋介石那里，最后蒋介石处分了任党五。
双方对于叛投对方的人，更是设法打击。1932年3月初，黄埔学校第二期毕业生葛武榘经人介绍参加了“复兴社”。他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陈立夫。有一次贺衷寒到陈立夫处去，恰好在陈立夫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贺衷寒于是乘陈立夫不备，把这封信偷了回去，并由监察提出，弹劾葛武榘。这事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大骂贺衷寒不该偷信，对葛武榘也未按“复兴社”纪律泄密者处以极刑惩办，最后把他调往西北胡宗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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