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陈果失、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蒋平安回到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指责，为此二陈十分恐慌，极力弥补过失。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机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1200多万元。这次损款所购的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又同情中国抗日，所以在飞机价格和性能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远远不及。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1党政系统；2政治军警系统；3小学生；4教职员与学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农民；9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所必须；但是，祝寿活动是公开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甫、刘屹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部署北方军事时，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见蒋介石，对蒋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次。通过各种情报来源，蒋介石也知道情况紧迫，在这一天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东北军之所以军心不稳，为上述所谓察绥战事关系很大。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百灵庙击败德王、李守信部和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取得了当时震惊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对全国人心影响很大。击败德王、李守信、王英，在当时的影响上，类同于击败关东军。而东北军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素称能战，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以东北军独力，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两部合力尚有余，当时傅作义率部攻占琢州后为张学良包围，傅作义虽拼死力战，但最后终因力尽接受改编。但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几乎是每战必败，一丢东北三省，二丢热河，1933年长城抗战，西北军宋哲元，中央军杨杰、晋军傅作义都有上佳表现，唯有东北军何柱国，一战便丢了九门口，致使东北军大失脸面。以后蒋介石把东北军只放在后方支援的位置，不再放在正面前线，蒋此举对东北军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东北军离开华北之后，辗转于湖北、陕西，因失去基地，经费缺乏，蒋介石减去该军军饷的五分之一，使该军将士更有倍受歧视和颠沛流离之感。时时梦想打回东北，一雪屡败之耻，二复经济待遇。因此，当看到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之后，东北军对打回东北更加跃跃欲试。
东北军被蒋介石逼赴陕西“剿共”，实非东北军所愿，所以在作战中，也难免打滑偷懒。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督阵时，胡宗南率军向陕北进攻，按计划东北军应协助作战。但东北军诸部或逡巡不前，或行动迟缓，最后形成了胡宗南孤军深人的局面，1936年11月，山城堡一战，胡部一旅被歼，一旅被击溃。
而在此时，东北军从上到下都对共产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对此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人陕，蒋即有察觉。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写道：“中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之所以派东北军去“剿共”，一是因为东北军不愿去贵州，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蒋系中央军请部正忙于整理，不愿因向西北大规模派兵而致整理中断。所以1936年12月4日，蒋决定亲赴西安，安排“剿共”，并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蒋方震、陈调元、邵元冲等人召到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将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调蒋鼎文、卫立煌、王均、樊甫、万耀煌请部中央军近30万人，开往西北，准备如果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厌倦“剿共”，便将之调往福建、安徽，而将中央军调至前线。
这时正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也趁势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蒋称张“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南京，最先察觉西安发生问题的是陈果夫的老友曾养甫。因为他主管交通通讯，当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后，曾一度下令和外界断绝一切通讯联系，曾养甫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命令查找原因，12日下午5时，证明西安发生事变。陈果夫立即从曾养甫处得到了消息，但关于蒋的下落，曾未能查明。在曾养市查明西安事变之前，为查核有关西安方面的消息，陈果夫还找陈布雷打听情况，据陈布雷日记记载“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西安之消息，余怪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有关蒋介石个人的消息，最早来源是军方。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时，驻扎在豫西一带樊甫部转张学良西安去电，称蒋在西安“失踪”。下午6时左右，南京政府接到了张扬在西安发出的通电，通电除八大主张外，明告南京发动事变的目的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些消息在南京首先为何应钦得到。
1936年12月12日下午5时，陈果夫在从曾养市外得到西安发生政变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又打电话向何应钦核实，何应钦回复说确有其事，但真相到底如何，还不清楚。陈果夫于是在和曾养甫商量后，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到他的寓所商量对策，这时西安方面的八大主张已传到南京，大家略做商量之后，便一齐来到何应钦的住宅。
等他们到何应钦住宅时，何宅已聚集很多人，冯玉祥也到了。在成立军事委员时，蒋介石为委员长，以冯玉祥为副委员长作陪衬，这时冯玉祥在蒋被扣的情况下，想以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但大家都不同意。查阅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因无此项规定而作罢。最后，李烈钧出面调和，决定将军权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由何统一指挥军队，负军事全责。经过内部协调，决定于午夜一点在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在紧急会议上，戴季陶态度最为坚定要求讨伐张扬，孙科未说话，而冯玉祥语言含糊，会议开到凌晨3时，做出了决定：一、明令免除张学良、杨虎城所兼各职，通电全国，将张杨罪行公布于众；二、军事委员会常委增加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与各执行委共同负责，军队指挥权归何应钦。四、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12月13日，陈果夫又与叶楚伧、陈布雷和曾养甫等三人在叶楚伧家开会，讨论对外宣传口径，最后决定：一、由全国各报，用同一口径发表一声讨张杨宣言；二、由叶楚伦拟稿，电令各省市党部指导民众团体主张一致；三、由陈布雷拟稿，由陈果夫用江苏省主席名义，电各省主席一致主张，寄镇江拍发；四、由何应钦领衔，以何和黄埔同学会名义电各省各军，共同发布宣言。这四条办法实行后，遂告成了国民党地区舆论上的一致。各地省主席相继向陈果夫复电，表示自己的态度。据陈果夫自己说：“各省主席复电，大都很好，其中以龙云有决断，复电最快，以马鸿逵来电最有情感。”陈果夫还给杨虎城去了一电，“反复劝导，及晓以利害，杨亦有回电。”
宋美龄在10月22日本和蒋介石一起飞西安，但返回洛阳后，因病前往上海治疗。所以，12月4日蒋介石再去西安，宋美龄没有同行。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宋美龄还在治疗。她后来回忆说：“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美龄得此消息后，甚为恐慌。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澜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各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文字之标题矣。”宋美龄、孔祥熙偕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一起乘夜车返回南京，12月13日到达南京。
宋美龄一到南京，立即获得了南京政府有关应付政变措施的信息，她颇不以为然。她认为此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指责进攻西安和通电惩办张扬的决议“太硬”。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宋美龄声称她对南京方面已作出决议：“余个人实未敢苟同。”13日下午3时，南京再次开情况通报会，陈果夫会见了一些人，听取各方意见，并与叶楚怆商定了宣传口径。因宋美龄、孔祥熙返回南京后，在如何处理事变问题上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论。13日晚，陈果夫至孔祥熙寓与孔和宋美龄等人商量进攻与谈和的利害问题。14日下午5时，陈果夫返回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当天，陈果夫“因离京距西安更远，消息隔阂，京中各方面意见不一致，晚上穷思苦想，竟不能安眠。”第二天中午，与江苏省党部成员聚餐，因江苏省党部人有召开镇江市民大会，声讨张杨计划，陈果夫劝罢。他认为“镇定后方，不能自造肇乱之因。集会结社足以肇乱，是以有式严令之颁布。凡处变时必须明顺逆、正反与动乱之关系。”陈果夫又告诉他们：“事变突发时，应注意各方建议之决择，万不可如急病时之乱投药石也。”15日下午乘车返回南京。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命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司令，何立即就职，并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把蒋已看作死人。在就职誓词中，何发誓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十几个师开向西安，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发生战斗。同时，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由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才改为轰炸西安近郊，以向张、杨示威。同一天，陈果夫以中央政治无人负责为由，与曾养甫商议，拟请正在上海的张静江到南京主持。同时，修改了主张讨伐的意见，“各方建议营救者，分别派出工作，或接受其意见”。但仍主张讨伐是最有效的办法。
宋美龄反对何应钦讨伐张、杨的理由，最得力为两点：一、讨伐必然导制内战，即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以借口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二、讨伐必然导致蒋介石被杀，而蒋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何应钦对宋美龄的主张并不尊重，他公然声称：“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但他也不敢承担“引起日本侵略”和“蒋被杀”的罪名。恰在此时，日本的一则声明在舆论上帮了宋美龄的忙。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在要求南京进攻张、杨的同时，其答应日本将给予军事援助，并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日本此举，无疑于昭告世人南京进攻西安对日本有利，这等于是证实宋美龄关于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的看法。而日本政府指使李守信通电支持南京讨伐张杨，更使何应钦难堪，这简直是把何应钦看作等同于李守信的汉奸。性急的日本外相本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却由于手法拙劣而起了正好相反的作用，这使宋美龄在和何应钦的争论中逐渐取得了主动。她继续采取措施，一方面竭力采取行动阻止讨伐扩大化；另一方面给去西安调解的端纳打电话，要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命令。蒋介石于是下令停战3天。但何应钦以该命令是蒋介石在被胁迫下作出的为由，拒绝执行。1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会再次举行，孔祥熙报告了蒋鼎文已被释放一事和其它有关消息。张静江由上海到达南京。陈果夫断言，张学良发动政变不是共产党主使，而是张学良已接受共产党的思想。
12月17日，蒋鼎文携蒋介石亲笔手令从西安到洛阳，18日抵南京，要求南京停止对西安的攻击宣传，命令停战。蒋鼎文向南京政府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并通告了邵元冲死难的消息。19日，蒋鼎文将从西安捎回的蒋介石日记一本交给陈果夫。陈果夫致电山西赵戴文，又请张静江致电阎锡山，要求二人居中周旋，请张学良放蒋介石。20日，赵戴文复电陈果夫，说他已向张学良说项，但张回话含糊其词，所以未奉阎锡山命亲去西安。同一天，宋子文和端纳直飞西安，会见蒋介石和周恩来。当天晚上，阎锡山致电南京，说张学良已缩小要求目标，不造内战，但求抗日。同一天，和张学良关系密切、对张颇有影响力的杜重远应陈果夫之召到南京，陈果夫问他对事变的看法，杜重远说：“张意无非：①求出路；②好奇、立异、喜新；③冲动。所谓放人及抗日主张无非掩饰之辞。此事不可为，此人亦不足有为，已去电责之矣。”陈果夫认为杜重远是人民阵线人物，所以向他介绍了蒋介石处理对日问题的想法：①如果打，就一定要打败日本；②不能糊里糊涂葬送国家；③国策不能任意改变，比如对付日本，不先巩固北平、天津，却先去收复察哈尔、绥远的失地，必然导致混乱。
12月ZI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诉陈果夫说，张学良在找台阶下台，要价已经报出来了，以后要看我们的还价了。由于宋子文可以和蒋介石直接谈话，陈果夫大为不满，他抱怨说：“留学生问题极为重要。凡变乱之起，常有不明国情而言之成理之新归国留学生在内，故今后派遣留学生，不能不重订办法。”第二天，宋子文与宋美龄、蒋鼎文、戴笠三人飞往西安，具体和张学良谈判放蒋事宜，23日谈判成功，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当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协商放蒋时，1936年12月23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再一次召开，决定以林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补选居正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以林森为主席。24日上午，蒋鼎文、戴笠返回洛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各大员认为解决西安事变已成功在望。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一时全城欢欣若狂，爆竹声深夜未止。人人欢跃，面有喜色”。26日中午12时，蒋介石在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中走下飞机，“腿两部行动时，似不自如，幸精神尚健旺”。“明故宫机场人山人海，热烈欢迎。下午5时委座召集训话，叙事变经过，与本人态度始终表示不屈之精神，听者无不感动，至于泪下。”有趣的是，当洛阳、南京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蒋介石安全归来的同时，西安也举行了盛大庆祝会。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经过“西安事变”十几天的折腾，陈果夫感慨颇多：一是他认为人民的觉悟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各地军政长官之觉悟程度相差甚远；二是青年运动最难处理，有主张搞的，有主张禁止的；陈果夫自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搞青年运动，会有好处，但具体办，怎样适度，很难掌握；三是不要轻易负责任，在事变期间，有许多人对陈说：“你的责任重大”，“此事你要做点主”，“你要负起责任，然后才有办法”之类的话。陈果夫认为，对说这些话的人要留心，因为乱子很多就是这些人引起来的。
12月27日早9时，陈果夫乘车返镇江，“到时镇江民众正从体育场出发，秩序井然，甚为欣慰。有许多小孩，闻委座出险，莫不发狂打跳，大人则跳跃一如儿童”。28日晚，陈回到南京。29日上午，南京召开会议，取消所有的讨伐案和讨伐会。蒋介石以西安事变虽为张学良所发动，但他本人为全国最高统帅，应负失察之责为由，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职。国民党中常会立即通过一个挽留决议，并由国民党全体中常委前往蒋的寓所，当面挽留。蒋介石坚决请求辞职，最后中常会准给蒋一个月的假，回老家休息。12月31日陈果夫也返回了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至此，惊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结束。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二陈的态度与何应钦是一致的。
然而，何应钦坚决主张讨伐却另有隐衷，他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以自己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何应钦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叶楚伦、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支持下，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变竟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后，张、杨释放了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刚开始，蒋介石还表扬了二陈，认为他们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是正确的。但不久，二陈就因在事变中支持何应钦而遭蒋介石的指责了。
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等以宋美龄的名义，合伙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大大地讽刺了何应钦、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武力讨伐派。
但二陈毕竟是蒋的亲信，虽然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蒋介石还是让他们为自己做事。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仍由陈立夫主持。
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并坐下来与共产党谈判，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了。
1937年5月，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陈立夫即指示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康泽：
“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要求他们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的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蒋介石限定的范围。
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为了抗战，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张冲在南京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虽没有公开露面，但每一次谈判前，陈立夫都要召见康泽、张冲两人，指示意见；每一次谈判后，也要康泽、张冲汇报情况。在陈立夫的指示下，康泽、张冲等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稿上签了字，同意了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也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陈立夫主持的国共秘密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