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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
阎纯德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
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
……在反映了当时苦闷仿煌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
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
《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茅盾《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一集·导言》）
庐隐，在“五四”时期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曾有许多年几乎被人遗忘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们，把庐隐留在海滨多年，一任历史的风浪扑打那颗悲苦的心，以致被淹没。
只有十三四年创作生涯的庐隐，是时代的产儿，为我们留下作品十一部之多，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1934年，《文学》）
一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这段乡下生活，在《海滨故人》这个中篇小说里，有着美丽的回忆：“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这里的露沙，实际上就是庐隐自己。
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受了损伤的幼小心灵，并不懂这是要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是终日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
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群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每从门缝向外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用口水把窗纸舔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庐隐自传》）她遭到姨母的责骂，手心被打了十下，满面怒容的姨母托着水烟袋走了，刚刚揩乾眼泪的庐隐，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家庭中，她不如婢女。但刻毒的责罚并不能制服她拗傲的脾气。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相亲相爱。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这种非人的摆布，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于是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学校的楼舍壮丽、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层空虚的感觉，但学校里那片大草坪，那碧绿青翠的颜色，各色盛开的花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位当校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女人，在她入校时对姨母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每个字都像一块恐怖的石头投进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溅起了悲苦的浪花。
后来，在她回忆这段生活和学校的教育时感慨地说：“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暗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来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的——而学校当局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无产阶级”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她在那里受了罪，但是她的厄运并没有走完，快乐之神离她还很遥远。这时，她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但幼小的心里并没有上帝的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为了朱太太的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1911年，当革命军在武汉高擎义旗的时候，残忍的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誊。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更使家里人倍加惊奇不已。
“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这是她对自己童年一个满怀怅惘的小结。
二
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因而处处都被同学优待，似乎第一次发现人间还有友情。但学校的规矩太严，压迫太狠，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得咎，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紧张起来，因为下午四点前，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好躲一躲那可怕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们总还是不停地在这个罗网里寻找那小小的自由和快乐。她和五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著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下泪方可罢休。
中学一二年级，是她年龄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三年级，她十六岁了，生活在她天真的心镜上投下了一些暗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大趋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连家里人都知道她爱看小说。
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那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泪。后来他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且为他也洒了眼泪，这样他们俩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她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工作，以帮助家庭。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彷徨着。但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多园艺教员。她被吓了一跳。那耍棍棒、操哑铃球杆，她还可以，而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那时她连父族母党的称呼都还弄不清呢，种花培草，如何布置庭院更是不懂。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俗物，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她要远走高飞了。这时她心里跳跃着活力，摆脱家庭，独立生活的理想兴奋着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这是她当时心情的淋漓尽致的写照，看得出来，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并没有禁锢住她对自由、美好前途的追求。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第一次与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不过那时的庐隐喜欢东奔西跑，她渴望着生活的风雨，锻炼她那刚刚长出的羽毛，所以看命的人说她正走着驿马运。在安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原校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给她难堪。花开花落，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欢天喜地地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一庆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学期先生。
社会，好比一个大海，庐隐就像一只小船。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有风浪，但这只船儿没有沉没，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三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社会的磨炼，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她不懂，却也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钻进图书馆，读了注释，才明白了一些，然后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怀着丑媳妇终要见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老师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e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曾和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的苏雪林，非常爱重她的为人。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还以“夜雨春蕾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之句来形容庐隐当时的文章。苏雪林说：“‘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苏雪林是庐隐的同代人，她的话当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了解庐隐是很有价值的。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她和郭梦良特别亲密。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这样的教师的指导下，庐隐也能写通顺的文言，作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
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
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境、志趣和抱负。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她们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唤起她满腔悲愤，想到自己的祖国，不禁黯然泪下，中国各地的凋蔽落后，又使她难过不已。回到学校，作了毕业沦文，拿了文凭，从此就算告别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学三年的岁月已被写进了历史。在大学期间，庐隐虽然已经成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远地踏进了社会。她怀疑着，试探着，等待着，幻想着，——时间将如何安排祖国的命运和她前途呢？！
四
庐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二岁，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给予的苦头，她说那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倾轧和敌意。
1923年夏，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但苏雪林倒着实为她辩护了一场，说批评者，“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之后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记载着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构思。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其实，害她的是社会。
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
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华严”，取其文章之彩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是作者灵魂的镜子。这时期，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死了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他们的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丈夫死后，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这时，她获得了一个浪漫女作家的的头衔，孰不知，这哪里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喊。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这段话，是她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我们了解《归雁》和她其他作品的钥匙。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李唯建（1907．7．10—1981．11．12）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文《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多种。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教授英语。
笔者是在1980年秋天，找到了蛰居四川多年的李唯建和在广东工作的女儿李恕先（原名瀛仙）。原来李唯建一直保存着一箱子庐隐的遗物，包括手稿和照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洗劫一空，庐隐也被指为“反动文人”。1980年11月16日，李唯建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的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La Politique de Pekin》）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国外友人曾几次索搞，均不愿公布于世，现将有关庐隐生活的片断抄录于后：
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
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书信劳邮亭，赏
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
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
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
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
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
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
隐君求得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乌云突遮晴朗天，
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
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
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
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
这是李唯健一千余行的《吟怀德》中关于同庐隐恋爱、结婚、生活的描写，其情真挚，悲凄之至！令人落泪。李唯建这段五十年前的回忆，堪可与庐隐自述的生活得到宝贵的印证。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努力从不间断。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烧的时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后在1959年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她创作这个中篇小说的情况：“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自己也认为她已经跳出了苦海，是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她的文艺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她开始真正转变和进步的消息。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庐隐的死，是中国文人的悲哀，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这一点，足见她胸怀之广阔，待人之宽厚。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五
创作，要有源泉；源泉就是生活。
创作，也要才华和勤奋；但一个人走上创作道路，却不一定是生活的必然。
庐隐是在中学要毕业那一年才开始读小说的。那时，她觉得小说满含着活泼、逼真的真实，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刺激，看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她那时放弃了一切书，专门看小说，一年内大概读了二百本小说。
大学一年级时，“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激动着青年们的神经，《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新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都是当时青年们成长的粮食和阳光。那时期，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是她的老师，教她《中国哲学史》大纲，使她对宇宙和宇宙间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庐隐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图书馆的一角，秘密地进行这种尝试，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没有收束的《隐娘小传》残稿，是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长篇，是用伤感的文言写成的，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遂换成“庐隐”，作为她以后发表作品的笔名。受了《断鸿零雁》影响的《隐娘小传》，始终没有续好，最后她竟把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的一点欣慰的记忆也投火焚烧了。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有人说，庐隐由于深受北方风土习俗的影响，因而使她得以一个南方女郎，具有燕赵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满了悲哀，这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经历、思想、感情和气质。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她曾说：“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七
庐隐是一位彻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1925年，商务印书馆）、《曼丽》（1927年，北平文化学社）、《归雁》（1930年，神州国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务印书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灵海潮汐》（1931年，开明书店）、《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年，女子书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庐隐自传》（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东京小品》（193年，北新书局）、《火焰》（1936，北新书局）等十二种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及《妇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遗译《格列佛游记》（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另有选集《雨夜》、《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中央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上海新象书店）等数种。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
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
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
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
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
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
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
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
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
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这一段话是从社会的矛盾中来认识庐隐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又诚如唐tao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1980年12月5日脱稿
1995年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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