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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
阎纯德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并不了解她。1979年，杨刚的挚友——著名作守萧乾，借给我好几本她的著作，还附一则小传及数张照片。于是，我便在无数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积满尘埃的历史长途上，辨认出她的足迹。
一
杨刚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常无定居之所。青年时代，她在北平参加革命，中年之后，她在北京辞别人间。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前后大约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她说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但她是个女人，并非无情。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温暖吗？不是！而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但她只写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要了解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须从头说起。
二
杨刚的家乡——湖北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那里像一个地势低洼的小盆地，水害连年，河水经常淹没那里的庄稼和村庄。民谣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阳的苦难。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是个秀才，早逝后，撇下二十五岁的祖母独立支持赤贫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给人家洗衣服、修鞋补袜、织布来糊口，靠勤俭供两个儿子念书。当儿子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不久，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做了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1905年1月3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刚便诞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在英文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强而固执，认为照别人的意见办事是可耻的。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所以杨刚的父亲常骂她“固执，不听话”，而她则责备丈夫“自私、残忍，是个无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后来，“慈善”引导她信了佛，于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是在无意识的观察中成长的。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仅有父母的影响，也有那些男佣女仆们的影响。婴儿时代，在她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岁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记忆得到了充实。中国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思想一直都认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杨刚的祖母也特别讨厌女孩，认为女孩都是“赔钱货”。杨刚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
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她父亲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可是又认为新式学堂只能培养一些无法无天的寄生虫。杨刚回忆说，她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而禁止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对读小说，不仅《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那时老师有绝对权威，可以任意处罚孩子：饿，打，跪石头，不好睡觉……杨刚的头就被老师打破过，淌了一脸血，但她并没有得到同情，母亲说：“谁让你不听老师的话？你这是活该！”这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对母亲束缚的结果，实际上，作为母亲，她心里未必不痛。关于杨刚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写的自传残稿《童年》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
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
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
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
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
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门只要一响，我们就感到兴
奋，但愿不是塾师来了客人就是家人来看望我们了，这样就可以
休息片刻……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
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于是，她和兄弟姐妹们，曾经报复过一位不学无术而又格外残暴的“无敌”塾师：在他的茶里投放巴豆，使之整夜泻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众生相，无穷的动乱，家塾的生活，这些便是她记忆里关于童年的主要画面。
三
杨刚原名杨季徵，1922年进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以后改名杨缤，并开始写作，笔名贞白。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她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她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她熟悉各地军阀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后台、动向，以及互相之间的较量。她发表起议论来日惹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辩论问题，坚持己见。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她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市学生总会的联系，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葆灵女中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为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四
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阴影不断扩大，但光明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长。那时，南昌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虽然没有汹涌的浪潮，但6—7月间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时有罢课。葆灵女中校长易人，换成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人。杨刚夏天毕业。由于她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9月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苛捐杂锐，灾荒连年。中国在动荡着，人民，在苦难中。
杨刚告别故乡北上，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古都一片杀机。但燕京大学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国文学系读书。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8年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个。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五十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但是，斗争就是幸福。杨刚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而后果，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杨刚及其同志们，既不灰心，也不在意。游行开始后不久，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的头发同时被几只大手狠狠地揪住，眼里冒出许多金星，她被捕了。但她十分镇静。当两条大汉要用绳子捆绑时，她讥笑说：“你们是两个壮汉子，还需要用绳子捆我？”于是，她被投进阴湿乌黑臊臭的女牢里，后来又转到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
夜，外面黑糊糊的。审讯室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传出凄惨的尖叫声——是她的同志在受刑。她心里烧着愤怒的火，上牙磕打着下牙。但她心里，又默默地祝愿他们坚贞不屈。
终于，她也被带进审讯室。但她已经拿定主意如何对付敌人。她一一回答法官的问讯，心里一点也不慌。她的回答永远不会使法官满意。法官失望地用板子使劲敲击桌子，厉声厉色地威吓，而她始终泰然自若。
在牢房里，她同其他犯人面面相觑，听着互相的呼吸或骂语；有时她趴在只有一线光亮的狱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枪实弹的看守士兵谈话。杨刚说：“他们几乎个个深深同情我们，并且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局势会改变，那时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但他们这些可怜的丘人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他们祈求专制统治者的末日早早到来。”有一次，杨刚同一位到屋檐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谈：
兵；你们吃大麦粥，咸菜，不三不四的汤，比我们强多了；我
们每日两遍米糊糊加水……狗，他们全是狗。我们同你们一样，
也是犯人。你们还有释放的一天，我们得熬一辈子。
杨；你是干什么的？
兵；种地的。我们是庄稼人。
杨；你不能种下去吗？谁叫你当兵的？
兵：我们都快饿死了。种庄稼，什么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
税，还有种种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杨：可是当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们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兵：当初谁知道呀！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像这样给关起来挨
饿，反正都是死……
杨刚毫无顾忌的言谈和行动，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们警告杨刚：“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轻，你这样随便跟他们讲话，大伙儿都会跟着遭殃。”
以后，杨刚受审时，总是三个法官，后面站着两排荷枪的士兵，前面站着两条壮汉和一个老头儿，他们是等着毒打犯人，专门给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着绳子、木板、锁链和各种大小木块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墙上挂着刀和皮鞭。
敌人以轮番毒打和毒刑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
“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警备司令部。”这是她的回答。
两个星期后，阎锡山的队伍全军覆没，要当总统的迷梦完全破灭，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她还是杨刚！那只是斗争的起点，一场小小的实习和锻炼。出了狱，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和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她是唯一与会的女同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在燕大，杨刚又呆了一年。她说：“这一年，我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胄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参加斗争。能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哲学。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中国“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五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还帮助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关干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是：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人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工作，于是向他请假。这位负责人不仅不答应，还批评她“怠工”。杨刚当时组织观念比较薄弱，小姐脾气较重，就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负责人说：“没有退党的，退党就只有开除。”她受不了冤枉，气极了，就赌气说：“开除就开除，我受不了这个气……”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做过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偶然事件，只是她气盛的表现。事实是，她不仅动员胞兄杨潮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主动影响了周围的不少人。杨显东是她的同宗兄长。一位科学家，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称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至今还记着几十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她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他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①正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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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乾：《杨刚与包贵思》。
毕业不久，杨刚到了上海，1933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杨刚在斯诺的要求下，用英文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收入《活的中国》，署名“失名”。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六
在人类的生活里，友谊不仅可以跨越国界，而且可以超越信仰。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的友谊，就是这种友谊的典范。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自传。杨刚在她面前，总是大义凛然，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但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她，并得到她的同情。这种“奇特”友谊，可从包贵思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看出。小说中出现的那个中国女共产党员柳，是小说的主人公——美国女传教士简·布里斯答德的学生。柳的出身、家庭、学历、经历、思想性格里，都可以看出杨刚真实的影子，实际上有的章节写的就是杨刚，就连杨刚女儿有一段的生活安排都是一样的。小说里，柳把孩子委托给简来抚养。“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曾把刚三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个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①这些，在包贵思的小说中都有反映。小说还写到柳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又遭追捕，简如何想方设法庇护她等等。这一点，又清晰地表现了包贵思对杨刚在政治上寄予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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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斯特：《燕京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虚构，典型的创造，但包贵思的这部小说却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研究和她真实生活的抄录。因此，在小说里柳和简的一些对话中，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杨刚认识的佐证的。
出于真诚的友谊，当简问及柳在北方分手后的生活时，柳说：“我没有多少可以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我不想告诉你……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你应该看到，由于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才找到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这希望给我们一种任何恐怖和腐蚀手段也夺不去的力量。我们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去的江山，战后再从军阀、地主、放高利贷的，以及傲慢的外国人和他们的走狗手里夺过来……所以，你看，我一直在到处飘泊，不是坐牢就是躲在什么角落里。穿得破破烂烂，半饥半饱。但我早已不在乎这些了。和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受的这点苦难算不了什么。”简说：“听说你的爱人被炸死了，那也不算什么吗？”柳回答：“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简又问：“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吗？”柳答道：“永远也做不完。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简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柳：“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的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读了这些，在柳的名下，我想到了杨刚。
包贵思对杨刚有深刻、准确的了解与认识，所以说她生来就是个叛逆者、探索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从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人道精神，进而对中国革命、革命者有了认识、产生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杨刚与她共同培植的友谊自然产生的结果。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①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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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袁水拍：《追忆杨刚》。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
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
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
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
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
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
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注：
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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