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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
李杨杨
六十余年前，赵清阁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更善小说和戏剧。她发表和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七八部中、长篇小说，二十多部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四本散文集及文艺理论著作，另以笔名清谷、铁公、人一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计约三百万字。她还是出色的编辑，先后编过文艺报刊、丛书。她画得一手水墨国画，还作曲填词。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她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荡和转折。
一
赵清阁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祖父为清朝举人，当过学官，能吟诗作赋。母亲聪明有才气，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但在二十六岁便离开了人间，留下只有五岁的孤女，使幼小的清阁从此失掉了母爱。赵清阁八岁入省立女师附小，念高级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曾任过女师附小教员，是第一个诱导她走向文艺道路的启蒙人，在学习创作及文艺思想上，都给了她相当大的帮助和影响。
赵清阁有了继母后，父亲对女儿疏远，只有祖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恶劣的家庭环境，使她从幼年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而且影响了她的一生。
初中快毕业时，一桩突如其来的打击向她袭来。有一天，清阁偷偷爬到父亲屋外对着窗子的石榴树上，听见父亲与继母谈论她的婚姻问题。父亲说：“这是个‘旗杆’人家（即有功名的人家），难得啊！不过是独子，要早娶。”继母说：“赶紧定了吧，书就不必念了。”这一声炸雷霹雳，把她从树上轰下来。她已有所闻，如今证实了，她的终身大事父母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牺牲女儿，得到好处。她气得浑身哆嗦。“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赵清阁在心里疾呼着，同时，叛逆的念头开始萌生。
从未出过远门的赵清阁，意识到出走是唯一的出路。面对生活的挑战，她终于下定了决心。慈爱的奶奶怕孙女被封建势力葬送，便把仅有的四块银元交给孙女，支持她出逃。
1929年一个严冬的深夜，漆黑，寒冷，北风呼号。十五岁的赵清阁，闪着酸涩的泪花，默默地同祖母告别，悄悄逃出信阳老家，搭上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了离乡背井颠沛漂泊的个人奋斗生活。
瘦骨伶仃的赵清阁，跑到开封，站在官僚富豪的姨母面前。姨母瞪大惊奇的眼睛，发出冷酷的逐客令：“你这是叛逆，我不能赞同，给你钱，立刻回去！”
赵清阁希望得到起码的独立和自由，家庭没有使她屈服，亲戚也挡不住她。她知道姨母的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更不是支持！她把那几块银元摔到地上，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她觉得必须自己杀出一条路来。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从此，赵清阁投入时代的洪流，把青春贡献给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始终不渝。
二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赵清阁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而且后来还得到助学金。这对一贫如洗的女学生来说，首先是有了吃饭的地方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由于酷爱唐宋诗词及李清照、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受其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就得到发表。那是1930年的事，赵清阁只有十六岁。
在艺术高中，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同时也学音乐。赵清阁绘画是从这里起步的。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能够画西洋画素描和国画。学校教务长谢孟刚是位音乐家，他不但亲自指导弹琴，还讲乐理，讲作曲，赵清阁跟他学了不少东西。校长焦端初忠于艺术教育事业，爱护学生，经常接济穷孩子。赵清阁向他借了不少书，短短时间她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时，她写的诗和散文不只是抒发个人感情，也赤裸裸地抨击旧社会黑暗，但她还不晓得写文章“拐弯抹角”在那时的重要性。
两年后的春季，赵清阁高中毕业，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旁听，一面学习，一面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贫民学校，她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常和贫民孤儿在一起，思想又产生了变化。虽然她这时还不明确阶级这个概念，但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已使她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也试探着用笔进行战斗。这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稿，对贫富悬殊、妇女解放。穷孩子受教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她还用自己的钱救济学生，帮他们寻找出路，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赵清阁这种即使带点稚气的正义行为，也触怒了救济院的老爷，她被视为危险分子而被解雇，报社也向她提出警告。政治上渐渐受到威胁，开封呆不下去了。
在师友的鼓励协助下，赵清阁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里，经过考试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跟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绘画是主课，画笔下，也显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这幅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赵清阁，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这段生活十分紧张，白天上课学画，晚上呆在摄影棚里，找材料写报道。她在这儿认识了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等左翼剧作家，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对赵清阁影响很大。赵清阁还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偶尔还到闸北工厂教女工学文化。深入下层，使她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渐有了些了解和认识，更具体一点地向往革命，希望创作出进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这时，赵清阁看到丁玲所写的，以中国十六省水灾为背景，反映农民苦难及斗争的著名小说《水》，颇受感染。联想到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她不禁动笔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短篇小说《祖母》、《强盗》、《穷人》等，一并由上海女子书店结集为短篇小说集《旱》，于1935年出版。据《女子月刊》的广告介绍：这本集子是“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的”。正因为这本书暴露了黑暗，它问世不久，就被反动当局禁止发行。这是赵清阁创作上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写过信，寄诗文求教。她没料到，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约她谈话。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鲁迅先生。这位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在伟人面前十分激动，平时本来不爱说话，现在就更张不开口了。鲁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温暖的手，使她放松了许多。鲁迅先生鼓励她写散文，因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讲究辞藻美的。这是鲁迅先生爱护年轻人的一贯作风。解放后，许广平曾同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说赵清阁与萧红不同，萧红是活泼的女青年，而她却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赵清阁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暂短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恒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赵清阁走出“美专”大门，沿着菜市路（今顺昌路）尽头的小河，漫步踱过打浦桥。小河里的水污浊不堪，不时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气味，两岸堆满垃圾。她伫立河边，拿起画笔和速写本，灵感已经爬上心头，正准备画点什么。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声冲进她的沉思。小河对岸驶来一只木船，船头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披麻带孝的妇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烧纸钱，一面哭诉，一个五六岁瘦骨如柴的男孩，拄着根哭丧棒站在妇人身边，畏缩地瞪着眼睛。这凄惨的情景，使赵清阁禁不住走过桥去，向船夫打听，得知这妇人在生计艰难的关口死了当家人，这对她说来就如同塌了天！妇人安葬了死者，牵着孩子在枢棚前叩了头，哭着上了船。船驶远了，“未亡人”依依不舍地立在船头眺望枢棚。那枢棚前的纸钱灰烬随风飞扬，四周回复了黄昏时的寂静。赵清阁目睹这一切，心情又难过又激动，她提笔速写了荒草丛中新搭的枢棚。但她觉得这是一张空洞的画稿，于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桥的惨剧仍在她的心中索绕，不久，便写下短篇小说《打浦桥》，后来收在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铁流书局）。
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感到打浦桥边受伤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复，她觉得只有把那时的情和景抒写无余，把文字变成生动的画面，她才能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从此，便产生了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为了给“天一”电影公司写宣传稿，赵清阁经常到摄影棚看拍戏，有时帮助导演做场记。一天夜里，著名剧作家洪深来这里导演戏，他向演员反复讲解剧情，分析角色，这使赵清阁受到启发，明白了电影所以感人，是剧本的艺术形象经过再创造，使之更深刻、更生动地再现出来，于是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这使她又一次想起《打浦桥》，如果将小说写成电影剧本，拍摄出来，纸上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出来，那该多好！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洪深先生，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写电影剧本，洪深答应了，还鼓励她不但要作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作导演。这期间，她结识了欧阳予情、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思想上受到影响，文艺上学了不少东西。1979年2月，赵清阁写了一篇名为《我怎样从写小说到写电影剧本》的创作回忆录，载于香港《海洋文艺》（1981年3月号《艺谭》转载，题为《我喜爱电影文学》），生动地记述了她转向写剧本的过程。
1935年，在赵清阁即将毕业的时候，美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画课堂上，一位生病的女模特儿发着高烧，一动不动地摆着姿势由学生画她，由于时间太长，她颤抖了起来。这时一个贵族娇小姐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有的纨绔子弟便用擦炭笔的馒头块砸她的乳房和臀部。模特儿无法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侮辱，请假离开了课堂。她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只把自己的儿女留给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后来，毕业作品展览会上，贵族小姐画的“女模特儿”经别人的帮助修改，得到展出。赵清阁看着这幅画，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位小姐的画和文凭是一条生命换来的！赵清阁平日目睹许多人间惨剧，这次又遭到使她的心灵最受刺激的事件，她的不平之气，终于爆发，愤笔疾书，写下了她文学生涯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
“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后一篇是从不尊重女性人格的角度批判旧社会，没想到这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
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居然亲自驾临，审问一个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反动派没有根据，又不释放。她在狱中艰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多亏初中时代的陆老师，设法营救了她，他是一个革命的好心长者。
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又回到上海。上海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聘她担任总编辑，兼任《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
监狱冷酷的生活折磨了赵清阁的身心，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
三
“七·七”事变爆发，“那时在灵魂深处我被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赵清阁1938年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又把她带进了新的天地，虽然贫病交迫，但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巨变。
这年2月她来到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弹花》文艺月刊（后来又主编《弹花文艺丛书》，出版过老舍、洪深、欧阳山、安娥、陈瘦竹等作家的作品）。7月，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离别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弹花》第一卷六期、第二卷一二三期上连载的她以“赵天”为笔名写的散文《汉川行》，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她写道：
一周前还和王莹再三的声明：无论武汉吃紧到如何地步，我
都不离开，最后退步只有回到前方的故乡——信阳、潢川去工
作。可是，这话竟成了泡影，为什么呢？自然是《弹花》的问题，自
从政府下个疏散人口，各印刷所纷纷迁移后方，作家们越走越
少，书店也不负责发行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鬼子的轰炸给处于
绝境。
但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
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
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
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
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
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
只有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
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这里不仅表达了赵清阁热切的心情，也反映出她坚持宣传抗日的工作，把《弹花》办下去的决心。在这长篇散文里，赵清阁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汉川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特别突出地记录了沿途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残废军人的抗战情绪，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统区的政治腐败与黑暗。
这时，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话剧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战斗形式，尤其独幕剧和街头剧是锋利的轻武器。赵清阁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的战斗中去，写出不少富有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弹花文艺丛书”之二：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是取材于一篇新闻报道，反映了太湖抗日游击斗争的事迹。剧中一个叫金花的女侠，抗战中自任领袖，组织义勇游击队，她的爱国热情，坚强忠勇的性格，使她在游击队里颇有威望。队中许多忠贞报国、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都有鲜明的性格。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叫杨祥生的地痞流氓，“青皮帮”头子，这个十足的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1944年，商务印书馆），是描写北方某城被日寇侵占前后，爱国绅士彭相如、养女淑青等人忠心报国，反对投降，打击汉奸走狗的故事。《此恨绵绵》（1943年，新中华文艺社）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写的五幕剧。时间地点挪到了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这个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揭示出现实的黑暗，又指出了青年人的出路。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又名《活》，1943年，妇女月刊社）描写著名外科医生高维克和夫人贾曼玲在“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把私有医院贡献国家。高医生身患不治之症，忍痛支撑，亲自为受伤将士治疗，贾曼玲的表弟舍生忘死，奋勇抗战。戏中他们发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崇高的目标下，在生离死别之中，又互相谅解了。赵清阁在自序里写道：“在自己的几个剧本里，我是比较喜欢《活》……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丈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我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从这里，也可以多少看出赵清阁写戏的意图和风格。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1941年，正中书局）的前面有一段作者说明：“本剧演出约共二小时左右。虽系三幕，每幕有独立的剧旨，每幕是独立的标题。第一二幕，布景简单，可以在乡村街头演出；第三幕费时稍长，须在舞台上布景，是舞台独幕剧姿态。若是整个的演出，与全故事也并不失去联系，剧情完整，有系统而曲折，也是三个小巧精彩的故事所组成的。这样的写法，是为了既可运用都市公演，又可实用于农村或马路宣传……”由此可见赵清阁的剧作，不仅在内容上适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在形式上也注意了向群众宣传的效果。除此之外，她还写有《血债》、《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数目相当多的独幕剧与多幕剧，并都出版过。
赵清阁戏剧创作先于老舍，并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在最初阶段影响过老舍，这便导致抗战时期他们在四川成功的合作。赵清阁与老舍合作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1943年，中西书局）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两袖清风，只落得白发苍苍。对于穷学生，他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他从军报国，辛老师“志在造就众人子女，而不能只顾己子也。”抗战中，他努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摆脱敌占区，沿路受到他过去的学生的爱戴。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在这本书的序中，赵清阁还提到她与老舍先生的合作：“我和老舍合作剧本，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
“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
“本剧终于‘合作’了，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为了割治盲肠在北暗住医院（今年六月间），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两位作家的合作，彼此取长补短，对他们各自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桃李春风》出版后，1943年在重庆演出。近二十年过去，在赵清阁1961年生日的时候，老舍先生题句“清流笛微韵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来祝贺她。如今又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已经故去了，但他的手迹仍然挂在赵清阁的案头，这是对朋友的纪念。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但“写起来就不曾节制，而废寝忘食，任狂流急下。”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汉川行》）赵清阁就是带着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作的，她笔下出现了许多忠贞报国的艺术形象，有游击队员、演员、医生、护士、学生、教师、快客、和尚、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爱国绅士等等，也刻画了国难当头时刻趁火打劫的汉奸反动派、流氓、地痞等反面人物。剧本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了轰轰烈烈的悲壮气氛。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年轻，生活积累不足和思想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由于赶任务写作匆忙，因此赵清阁在这个时期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中，有的是不免粗糙单薄的，有些篇目的人物不够丰满。
在赵清阁的生活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0年6月，她工住在重庆北温泉疗养肺病。有一天，郭沫若、田汉、应云卫、俞珊、左明等人来此约她同游名胜缙云寺，一起品尝富有甜味的山茶。下山后，郭老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
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
田老也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
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
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
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弹花”是指抗战初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说明两老对这一刊物的肯定。这两首诗，她都装裱了，跟随她五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风雨浩劫，这两件墨宝，总算又回到赵清阁的手里。虽然是两首即兴许，却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四
战后的上海千疮百孔，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赵清阁于1945年11月回到这座阔别已久的大城市，担任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并为《大公报》、《申报》、《人世间》、《文潮月刊》等报刊写作。她写小说、散文，还参加一些文艺界的集会。这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阳翰笙嘱咐她留在上海，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参加了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她被上了黑名单，朋友劝她隐避，于是她的生活动荡起来，东逃西躲，经常搬家。有时国民党打电话威胁，请她去吃饭应酬，她毅然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写作的人，不能侍候你们的宴会。”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这时期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1947年，独立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落叶》（1948年，商务印书馆），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
《桥》里收录《桥》、《血债》、《古城留芳》、《一门忠烈》四个独幕话剧，集中表现抗日战争中各阶层的斗争。《血债》的女主角曼娜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绝不应该消极、悲观；我们应该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除了家庭还有国家，除了父母还有大众，因此我就决定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大众。”男主角李君达的诗写着：“我的家牺牲在军阀的铁蹄下；我的父母受尽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国又被强敌侵略与欺压，长夜漫漫，望不着星光与火花！‘解放’是血的代价，报私仇，雪国耻，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既是剧中人物的道白，也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写照。《落叶》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也抒发了作者的苦闷心情。《艺灵魂》是根据《凤》改写的，加重了其中的恋爱故事。《月上柳梢》描写抗战中知识青年的坚贞不屈，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爱国抗日向往革命的热情。解放初（1950年），作者又改为编电影剧本，由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摄制，影片取名为《自由天地》。“自由天地”是影射解放区的意思。
1948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下午，洪深匆匆来向赵清阁告别。洪深因参加复旦大学的反饥饿斗争，遭到反动派的警告，不得不离开上海。临行前，他为了一部已经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的电影剧本还未执笔，他要与赵清阁合作。他讲述了一个构思得还不完整的故事梗概：三个不同型的女性，一个堕落成了交际花，一个是贤妻良母，一个奔向延安参加革命，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有的堕落了，有的消极了，有的在前进，到了延安。洪深与赵清阁一同研究、分析，最后决定由赵清阁执笔，《几番风雨》就这样诞生的。这是赵清阁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是取材旧社会妓女悲惨生活的《蝶恋花》，这时，大同电影公司正式聘请她为基本编剧，使她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
五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的赵清阁，与全国人民一道热烈拥抱祖国的春天。不久，她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其中已拍摄的，有歌颂新中国的《女儿春》及《自由天地》。这两个剧本都由大同电影公司拍摄。
五十年代，赵清阁除了写些现实题材的独幕剧、小品文以外，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白蛇传》（工958年，同上）、《杜丽娘》（1957年，同上）；越剧本《桃花扇》（953年，上海杂志公司）；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等。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能够了解和欣赏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赵清阁这一普及工作的辛勤劳动，是十分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初，赵清阁又执笔创作电影剧本，其中表现先进工人的先进事迹的《向阳花开》和描写京剧老艺人的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凤还巢》，都拍成了影片。
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灾难之中，亿万人民都被卷了进去，赵清阁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瘫痪几年。用她自己的话：“真是九死一生！”
实际上，建国初期，她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已经受着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她的作品受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但她并不灰心，照样默默埋头苦写。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电影界人士，但单位没有通知赵清阁参加。总理来到会场，不见赵清阁，就问起她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这个消息，赵清阁和她的朋友们怎能不激动！就在这一年12月，周总理再次到上海，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赵清阁见到了总理。她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有什么困难，叫我随时写信告诉他。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亲切，多么关怀啊！”赵清阁还讲述了1961年的一件憾事：“那时我正在北京体验生活，总理参加了电影创作会议结束的一次香山晚会，他还向黄宗英同志问起我，谈到他看了我编剧的《向阳花开》影片，加以肯定……”
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九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手稿、资料、卡片，还有阿英给她的讨论晴雯的长信，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这也反映了她在创作上的顽强精神。《鬼蜮花殃》剧本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晴雯赞》。
茅盾很赞赏赵清阁，1975年，他曾写赠长律《清谷行》（收入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诗词》）。诗曰：
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
风雷岁月催人老，壮志不移路不斜。
三十年前山城月，文坛对垒旗高揭。
君来奋臂助声威，共向蒋帮张挞伐。
故旧几人今健在，愿君如菊经霜更鲜妍。
1979年4月23日，赵清阁在田汉的追悼会上，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大姐热情地拉着她问长问短。当天晚上，又接到电话通知，过了“五一”要接见她。赵清阁说：“我感到惭愧，我用什么向大姐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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