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店门前排长队，已是司空见惯。粮食不足，物价飞涨，货币贬值。

　　有一次，巴甫洛夫集合他的助手说：“国内处境艰难，我们自己得设法弄到吃的。我个人准备在菜园里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全家。我号召你们仿效我的做法。”

　　从这天起，每逢清晨或黄昏，都能看见他在离实验医学研究所不远的那块荒地上铲着、挖着。他种了土豆，撒下了菜籽，移栽了白菜秧。他自己锄草，培土。只是在开始时，天不下雨，儿子沃洛佳帮他浇浇水。在种的东西开始成熟时，他每天夜里都去看守。

　　用烧瓶喝午茶，有的话，就加砂糖，不然就加糖精，用玻璃棒搅动，这也成了惯例。这往往是热烈的争论和交谈的好时候。这时巴甫洛夫和他的助手们完全打成一片。他们可以和他争辩，打断他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想入非非”，但必须遵循一条，就是所有的观点应以现实为依据。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马上制止对方，甚至发火。

　　“怎么样？用黑面包干泡的茶并不难喝嘛。你，玛丽娅简直是这方面的行家。”巴甫洛夫呷了一口茶，说道。

　　“这都是因为再没有别的更好吃的东西了，”玛丽娅回答道。

　　“天晓得，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噢，谢尔盖，储存了松明吗？”巴甫洛夫问勤杂工。

　　“还够。即使没有木柴，随便一块木板都能劈成小片做松明用。我这就劈去。”

　　“当然，这很不文明。可如果这是迫不得已……”他含着深意的目光望着25岁的助手弗罗洛夫。

　　“弄到了一只小狗，”弗罗洛夫含着微笑回答道。

　　“噢，谢谢，弗罗洛夫。非常感谢你。”

　　实验室里从来没有讨论过弗罗洛夫是用什么方法弄到狗的。但大家都知道。一清早，他就和巴甫洛夫的另一位年轻学生富尔西科夫带了一块面包和一条绳子，来到彼得格勒城里空旷的大街上。有时还有位相当年轻而壮实的教授和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3人，在大门洞下引诱狗，然后把它拴住，拖到研究所来。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全神贯注地追赶一条狗，一直追到一座大门洞里，突然碰上了狗的主人。弗罗洛夫和富尔西科夫逃之夭夭，而教授不得不向主人道歉。解释了很久时间，为什么需要狗。幸好，碰上了好人，不然非挨一顿打不可。当然，关于这件事，巴甫洛夫一无所知。

　　在喝茶的时候对表，他一直恪守这种习惯，即使在参加一些重大会议期间也不例外。12点还差几分时，他从口袋里掏出银壳怀表，注视着秒针。12点正，从彼德罗帕夫洛夫要塞传来了午炮的轰鸣声。

　　“走得很准。”巴甫洛夫满意地说，“一秒也不差！”

　　喝完茶，他舒服地坐在藤椅上，好像在消除积累已久的紧张和疲劳。这时，他那双忙碌不停的、有力而动人的双手也得到一定时间的清闲。

　　“要一下子掌握一切是不可能的。复杂现象是一点一滴被科学所掌握的。而这种复杂现象一定会不断地、越来越多地为科学所征服。”他的话语平静，没有停顿，不慌不忙。一种奇特的感情立刻抓住了听者。他们似乎洞察到了巴甫洛夫思想发展的全部复杂而深奥的过程。不可能达到的似乎他都能达到，并增强了获取胜利的信心。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的学者邀请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答应为他提供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自然也邀请家属同往。但巴甫洛夫想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祖国。他全家都能吃饱。菜园里的收成不错。在他办公室的两个角落里堆满了马铃薯和白菜。每天晚上他都要用自行车运回一袋白菜，并亲自放在木盆里切碎，嘴里还一边说着：“嗨，我种的白菜多好！”可是天气一天天变坏，到了霪雨季节，道路泥泞。从实验医学研究所到波克朗山的路越发难走了。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已是疲惫不堪。

　　“不行，不能这样，”看着丈夫，谢拉菲玛心疼地说道，“我为你担心，应该搬到城里去住。”

　　“可你是知道的，在那里我们没有柴烧。咳，这没什么，我休息一会儿就去砍白菜。感谢父亲，教会了我劳动。”

　　“就让我也去干点吧，”谢拉菲玛说。

　　“绝对不行！我不想让你成为厨娘，你干的事够多了。”

　　薇拉下班回来，无精打采，浑身湿透，冷得发颤。

　　“我好像是病了，”她说。

　　“上帝，这一切何时到头！”谢拉菲玛哭了，一边帮助女儿换衣服。

　　谢拉菲玛所害怕的事终于到来了。巴甫洛夫着凉，得了肺炎。接着是女儿，也患了肺炎。熟悉的医生一个也不在，都上前线了。谢拉菲玛日夜守护病人。他们身体刚恢复，她就把他们从乌杰利纳亚街送到瓦西里耶夫岛。他们的体质仍然很虚弱，应该加强营养，可吃什么呢？八分之一磅面包吗？

　　巴甫洛夫不喜欢游手好闲，硬让妻子给他系上围裙，要她把一托盘白菜拿到床边。他把菜摘干净，准备午餐用。他很喜欢干这事儿，因为白菜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栽培出来的。当然，光吃白菜是不够的。谢拉菲玛便到市场上去，那儿可用衣服换点什么，譬如一杯牛奶、一块黄油或一些砂糖。

　　巴甫洛夫和薇拉病了好长时间。但总还算平安无事。他们开始上班了。

　　可对谢拉菲玛来说，日子反而更难熬了。那会儿他们生病，她一心一意照顾他们。现在则没有一刻时间不在为思念死去的儿子而哭泣。这一切巴甫洛夫都看在眼里。他为不知如何减轻她的悲痛而苦恼。他劝她写点回忆，她听了他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长期积郁的精神上的痛苦。

　　但天长日久，巴甫洛夫也陷入了悲观失望之中。他一切都明白，国内在决策重大问题——谁胜谁负。还能顾得上狗吗？他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他也清楚，离开生理学他就无法生活。1920年夏天，他请求苏维埃政府允许他出国工作。

　　在等候答复的这些日子里，他痛苦不安。他知道，离开祖国他也无法生活，甚至科学也治不了他的怀乡病。也许正因为如此，当邦奇-布鲁耶维奇受列宁之托来找他时，很容易说通。邦奇-布鲁耶维奇劝他留下，并问他为了生活安定个人还需要什么。

　　“只需要一样：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这次会见的结果是：有一次，一个上着黑皮夹克，头戴黑皮帽，下穿马裤，脚登俄罗斯式靴子的人来到巴甫洛夫的办公室，报告说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巴甫洛夫可以去领取一份配给。

　　“什么配给？”巴甫洛夫不解地问道。

　　“这是决议。”来人递上一封公文。

　　在一份正式的公文上列有巴甫洛夫应享有的物品清单：火腿、肉、鱼子、野味和其他一些“令人羡慕”的东西。

　　“绝对不行！”巴甫洛夫生气地提高了嗓门，“我的助手们没有这些，那我也没有权利，不客气地说，享受这样一份配给。”

　　“那怎么办？我是受托……”穿皮衣服的使者不知所措。

　　“不，不，我再一次拒绝！你就是这么去回禀：巴甫洛夫坚持拒领。全国在挨饿，这不是特权吗？我没有要求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