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的寓所在一座大厦的顶楼，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照当时的规矩，布置房子的费用是由费米负担的。但他却把选购的责任推给了加蓬。

　　“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吧，”费米对她说，“我不管家具的样子怎样，只要椅子脚是直的就行。”他生性喜欢朴素，起居饮食穿着都不讲究。

　　选购家具，加蓬也一窍不通。她受的教育是费米经常说的“不切现实的教育”。只教她怎样做小姐，完全忽略了现实生活一面。你看：有女仆料理家务，母亲替她选购服饰，父亲替她缴学费和买书。加蓬对金钱毫无感觉也不懂得怎样使用。

　　加蓬小姐只有请母亲帮他们办理。母亲是个很有眼光的人，就以她的决定作为自己的决定，不管椅子脚是直是弯。

　　费米关心的是他的书房。那是个小房间，按照他的需要摆上一张大桌子和一个小书架：他需要很多的地方来摊开写作的稿纸，却不需要很多地方来摆书。加蓬很奇怪他的书并不多，原来多数都摆在物理学大厦，那是他整天工作的地方。他使用书房的时间只有早餐前五点半到七点半这两个小时。

　　每天清早，费米总是披着蓝袍，坐在书房那张有扶手的高脚椅子上，穿拖鞋的脚放在椅子下面的横木上，俯身伏案写作或看书，连还在睡眼惺忪的加蓬进来了也不察觉。但是一到七点半，便自然地警觉起来，停止工作，抓紧吃早点，然后立刻到大学去上课。

　　费米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但一到星期天，那一群朋友总是要到乡下或海滨去玩。女士们总是费米考验“一般文化水平”为乐的对象。

　　在乡下散步的时候，费米会突然停下来，弯下腰去，尖鼻子对着地上，兴趣盎然地看着什么。大家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有的只不过是一只蚂蚁。

　　“造这么一个小土丘得费多少脑细胞？以脑质单位来计算，你以为蚂蚁的脑筋比人类的脑筋做得更多还是更少的工作？”说着，费米就从口袋里摸出他随身带的计算尺来。

　　“让我们来算算看……一立方厘米的神经细胞……”过了一会，他就会兴奋地说：“我已经想出答案来了，你呢？”

　　费米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总能作出正确答案。拉赛谛也知识渊博，什么西藏喇嘛寺的戒律，所有欧洲火车发车的时间，英国国王逝世的日期，巴西货币的兑换率等等，他们无所不知，又永无错误，常常使女士们狼狈不堪。

　　后来，加蓬和金妮计划了一次反攻：她们从刚出版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上找一条很偏的资料，竟然使费米和拉赛谛整个星期日哑口无言。

　　不过，也就是这一次罢了。

　　1931年，他们的女儿妮拉出生了。相隔5年之后，儿子基里奥出生。

　　加蓬为抚育孩子耗尽了心血，也使费米有了更多的天伦之乐。

　　女儿5岁进了幼儿园。不久，有一天妈妈问她“今天早上在学校里做的什么事？”

　　“我们一起做祷告。”妮拉从小口齿很清楚。

　　“你们每天早上得做多少次祷告？”

　　“一个对圣婴，一个对国王，再一个对墨索里尼，他们都会听到的。”

　　“不，他们听不到的。”妈妈说。

　　“我相信他们听到了的。要是他们听不到，老师不会教我们对墨索里尼祷告。”

　　妮拉不明白爸爸和妈妈都不到教堂里去。在听妈妈解释完后，她还要反问：“那么，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

　　“不，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教人们彼此相爱。但我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爸爸信仰什么？”

　　“他相信墨索里尼真的存在吗？”

　　基里奥是个健壮的小男孩。出世不到一个月，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占领了莱茵区。费米已感觉到战争的威胁逐日增加，便为一家人买了防毒面具。

　　妮拉人虽小，却也懂得忧虑，易受刺激。也许是父母告诉了她太多的事情。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反对教一个5岁孩子试戴防毒面具和讲解防备战争的到来，这岂不会把孩子吓坏？但是费米和加蓬认为，当预计危险即将发生时，人总得有所准备，以免危险到来时措手不及。

　　妮拉仍然不断提出一些大人也回答不清的问题。

　　“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罗马会不会有战争？”“他们必须跟谁打仗？”她的防毒面具必须戴多久？戴上了是不是可以吃喝睡觉？

　　她最关心的还是小兄弟的命运：基里奥太小，没有防毒面具适合他戴。

　　基里奥十分好动，什么事情都要管。他把大人当做同伴，最喜欢他的父亲，看见他父亲时便笑得像一朵花。一天，保姆带着基里奥在波洛斯公园玩，正逢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陪他到波洛斯公园来骑马。

　　一时间，法西斯的敬礼声和纳粹的敬礼声混成一片。这天，街上的标语也油刷一新：

　　“墨索里尼永远正确”

　　“胜利是必要的，但作战更必要”

　　“耕土地用犁，保护土地用剑”

　　“书本和大炮造成法西斯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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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米对于法西斯的各种花样和标语很反感。他曾和物理学家布洛兹先生一起乘车到佛罗伦萨去，沿途一边看着那些出奇的标语，一边大声地评说：

　　“‘墨索里尼永远正确’——废话！”

　　“‘胜利是必要的，但作战更必要’——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