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1日和3月7日，“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新的攻势。3月15日，“联合国军”攻占了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华盛顿决策者认识到，把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现在面子已保住了，如不利用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的机会实现停火，以后就再难得有这样的好时机了。因此，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同联合国有关成员国协商后，起草了一份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现停火，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被赶出去，近日国务院准备请总统出面宣布，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之前，应为和平解决争端作进一步的外交上的努力。”

　　停战和谈，对于渴望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如罗斯福在当时对他说的那样：“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全然不顾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认为战争不是胜，就是负，不败不胜的局面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承担同战败一样的后果”。

　　为了破坏停火和谈，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决定向杜鲁门政府公开挑战，为了拆杜鲁门总统的台，他已不管自己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了。3月24日（东京时间），麦克阿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与政府观点对立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使华盛顿方面感到吃惊和愤怒。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训令，是公然抗上的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为恶劣的是，声明的内容和挑衅性的语句，听起来好像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似乎在暗示战争将会扩大。这声明似乎是为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故意泡制的。因此，声明发表后，华盛顿即收到英、法等许多国家的照会，纷纷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政策？”

　　这时华盛顿的被动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发表和平呼吁的安排。后来杜鲁门写道：“非常不幸，我们细心作的准备，全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所作的长期努力，都因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再无别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到白宫去开会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艾奇逊写道，这一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写道，杜鲁门“那时处于虽然十分冷静，却又强压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写道：

　　“我那天惟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对与麦克阿瑟相处会遇到的困难，我从未低估过，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起码能尊重总统的职权……现在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杜鲁门没有马上这样做。他知道，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麦克阿瑟，解除他的职务只能使自己的政府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况且，当前朝鲜战局正是进展顺利的时候，如不向人民充分说明麦克阿瑟的主张有多么危险，贸然撤除他的职务，那人民心里会不服的，杜鲁门是以异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文，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若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务必注意不得违反12月6日的总统令。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便得到指示。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月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在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辩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很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很受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您本人持怎样的观点。

　　我认为从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这一点十分必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同时，不要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2月1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派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如果能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不管是以机密的还是别的形式，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您的崇拜者成千上万，您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您在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认为“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询问”。于是，他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回信，他没有在复信上标注“机密”二字。

　　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众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把一位伟大而可靠人士的观点告诉美国人民”。麦克阿瑟在那封复信中写道：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之后，我已把我对局势的看法和建议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能理解的，那就是采用传统的做法，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与传统做法也无矛盾。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不能正视这样的现实：共产党阴谋家们已经把亚洲作为他们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我们为粉碎他们的企图，已在战场上同他们进行了较量。我们在这里已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了，可是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了共产党，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我们若是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要赢得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这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坚持不夺取胜利决不罢休的信件一经披露，杜鲁门推行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杜鲁门的台，激怒了盟友，并把中国人置于如果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的境地。”杜鲁门后来写道：

　　如果说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不符传统的了……麦克阿瑟贬低我们的外交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是有意义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他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还要向政府的政策挑战，公然背叛他的总司令。

　　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到白宫开会。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除他的职务。艾奇逊和布莱德雷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还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意见要一致……如果您免去他的职务，您的政府要准备经历一场恶战。”杜鲁门在会上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些问题，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的往来文件，以寻找麦克阿瑟犯有过失的记录。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述人员再次在白宫会晤。马歇尔报告了查阅来往文件的情况，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杜鲁门仍未作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这一天，还是那几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除了杜鲁门未表态之外，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时杜鲁门才说：“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在会议上还决定，麦克阿瑟原来担任的职务均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会议还决定，让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林·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1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为了避免麦克阿瑟难堪，没有使用陆军通讯系统，而是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穆西欧大使发出命令，让他把指示传达给佩斯。因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佩斯没能及时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奥马尔·布莱德雷急忙赶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4月11日上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麦克阿瑟得到消息，他可能反戈一击，可能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好办了。杜鲁门现在要把他解职，而不是接受他提出的辞职。这时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去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一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肖特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总统命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你的指挥权应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此令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到达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客人有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威廉·斯特恩斯。他的副官锡德·赫夫得到消息后来到大使馆，他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见这情景，就悄悄地走上前去询问，赫夫把听到的消息跟琼说了。琼回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然后俯身轻声耳语起来。

　　在场的人都能听到麦克阿瑟的声音：“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他的将军。

　　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公布后，那些对杜鲁门政府不满的人，借机发泄他们的心中怨气，他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表示沉痛的悼念。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或信件，许多人骂杜鲁门是“白痴”、“猪猡”、“小政客”，要求弹劾他。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集会上骂杜鲁门是“狗崽子”。当晚，杜鲁门在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对朝鲜政策辩护，但被群众喝了倒彩，这是极罕见的。民意测验表明，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69%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

　　盟军总司令部也深受震动。虽然许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但是没有想到麦克阿瑟会因此而受处罚，当然就更未想到会被撤职。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华盛顿方面或许会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现在争吵以麦克阿瑟惨败而告终。

　　那天下午，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去“一号大楼”拜会麦克阿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将军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极力控制感情，以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热泪滚滚而下。当我们在常坐的旧沙发上落座后，麦克阿瑟递给我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燃。有好一会儿，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后来我说道：‘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您是一个远比我们出色的战士’……麦克阿瑟对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家，心情沉重地说了一些嘲弄的话。他阴郁地说：‘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这样公开的侮辱’。他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的话，哪怕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言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对这种解职方式表示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官方关于命令未能及时送到的解释，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由于解职令立即生效，他无法举行例行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无法按常规向部队发表告别演说。后来李奇微谈了他的看法，可能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粗暴的罢免方式，不必要地伤害了将军的自尊心。”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在军队里，司令官历来都是经常调换的，有些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但没有哪一次比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申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功绩……给我的解职令是那么严厉，连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按惯例应有的礼遇都不给了，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仆人，也不会被这样绝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麦克阿瑟那时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他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使见到他的人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4月16日早上，麦克阿瑟一家离开住了五年多的美国大使馆，前往厚木机场。那车队简直像去参加国葬，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市民站在街道两旁为他们送行。群众挥着手，高声呼喊着，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情景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后来他写道：“像这样，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以前敌国的司令官能表现出这样的崇敬之情，恐怕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显要人物都来到机场为麦克阿瑟送行。7点钟，麦克阿瑟的车队徐徐开来，乐队奏起乐曲，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他走下汽车，首先检阅了仪仗队。然后，他来到高级官员们的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脸上现出微笑，并不时地说一两句寒暄话。告别是令人难过的，许多女士当众掩面而泣，一些身经百战的男人也难以抑制热泪长流。

　　最后，琼离开了告别人群，在麦克阿瑟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舷梯。在机舱口，他们转过身来同告别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时，军乐队奏起了

　　“美好的往日”，响起了19响礼炮，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列队从空中飞过。他们夫妻俩先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出十分感伤的样子，然后进了机舱。麦克阿瑟的私人座机“巴丹”号起飞了，绕富士山盘旋一周后向东飞去。

　　“巴丹”号途经檀香山向旧金山飞去。为了避免机场上拥来过多的欢迎群众，麦克阿瑟故意把飞机在旧金山着陆的时间安排在深夜。17日夜，当飞临灯火辉煌的旧金山，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时，满怀激情地对13岁的儿子阿瑟说道：“好了，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回到家了。”飞机着陆后，他们意外地受到沃伦州州长等官员、记者和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站在道路旁向麦克阿瑟欢呼。22公里的路程，他们的车队行驶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他们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周围，人群“挤满了一个街区”。

　　这次麦克阿瑟回国，许多人都认为他会参加1952年总统竞选，如能击败杜鲁门也算出了口气。第二天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麦克阿瑟说：“刚才有人问我，是否打算投身政治活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任何政治抱负。我不打算竞选政治职务。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我能从事的政治活动都包含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句话中——‘上帝保佑美国’。”

　　回国之前麦克阿瑟应邀定于4月19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4月18日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对讲话再次作了删改、润色。“巴丹”号于半夜0点23分抵达华盛顿，又出现了群众欢迎的热烈场面，前去欢迎的群众有1.5万人。建议将他撤职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他们是杜鲁门的代表哈里·沃恩、马歇尔、布莱德雷、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麦克阿瑟彬彬有礼地同他们寒暄，但是他已注意到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见到杜鲁门的代表沃恩时，麦克阿瑟板起了脸，弄得沃恩很难堪。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住在斯塔特勒旅馆，房间里放满了鲜花。

　　第二天，4月19日，将军身穿人们熟悉的军服偕同家人，像新当选的总统去上任一样，乘汽车前往国会山。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人行道上向他欢呼。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出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众议院大厅。这次破例规定，可以在众议院中使用电视摄像机。电视曾在1948年的政治集会中偶尔使用过，现在却是它拍摄下的第一个发生在华盛顿的重大“事件”。那天的电视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12点30分，当麦克阿瑟登上讲坛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态度严肃而又庄重。当掌声平息下来以后，他开始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远东形势，介绍了他建议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政策。演说非常出色、动人，在会议厅内和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听众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

　　我52年的戎马生涯就要结束了。当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时，我孩童时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虔诚的宣誓以来，世界已是几经沧桑，心中已不再有希望和梦想。但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曲中的两句，歌中非常自豪地唱道：“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离去。”

　　像那首歌曲中唱到的老兵一样，我是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悄然离去。再见！

　　麦克阿瑟的讲话历时34分钟，有30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讲演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喧闹的汽车游行，并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参加了。翌日，纽约市给麦克阿瑟以巨大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彩带飞舞的游行，观看的人有好几百万。抛向空中的彩色纸带、纸屑和飘带有上千吨。

　　麦克阿瑟作为陆军五星上将，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将永远保留“现役”，每年享受近1.9万美元的固定津贴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办事人员等待遇，在五角大楼还专门给他保留一间办公室。对这些待遇他并不看重。他把“巴丹”号专机交还给政府。他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和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退役后，留在他身边任文职助手。麦克阿瑟一家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亚饭店第37层宽敞豪华的套房里。室内装饰雅致，柜架上摆满了从远东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和工艺品，这里既是家又是他的办公室。在他回国后的初期，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次电话，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和电报。在这些函电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总统胡佛写给他的一封信：

　　您为美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您既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又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正是您的军事天才使我们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您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敌意。

　　麦克阿瑟被撤职，这是美国人民和舆论界关注的一件大事。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反对杜鲁门的民主党人士，坚持要对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进行彻底调查。参议院通过决议，由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秘密进行调查。但每天调查委员会都向新闻界散发经过审查的公报。

　　调查工作从1951年5月3日开始，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出席了听证会，委员们听取了他累计长达22小时的证词。马歇尔、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人员也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26名议员轮番提出问题，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麦克阿瑟再次宣扬他扩大战争以夺取胜利的主张，攻击政府奉行“失败主义”政策，他还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会议备忘录能证明参谋长们同意他的主张。参谋长们在会议上花了许多时间否认麦克阿瑟的说法。马歇尔则重点谈了麦克阿瑟被解职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政策与麦克阿瑟的主张是有根本分歧的，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政府方面则恰恰相反”。马歇尔又说，存在这种分歧其实并不新奇，“要说有什么新奇并使我们决定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官，竟然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直持续到6月25日听证会才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动感情的宪法危机”。听证会的证词有几百万字，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得到各自党派的支持。为避免引起混乱和党派之争，联合调查委员会只是把调查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会，而没有做出带倾向性的结论。杜鲁门政府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行为没有再进行起诉和审判，认为撤消他一切职务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后来国会为表达对麦克阿瑟的敬意，特意通过一项决议，授予他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上面刻有：“澳大利亚的保护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听证会后麦克阿瑟全力投到他曾声称自己不感兴趣的政治活动中。他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演讲旅行。惠特尼称这次旅行是“一次使国家获得新生的远征，是一次用直言不讳的抨击对政府进行的讨伐”。他像所有共和党人一样把矛头对准杜鲁门政府，攻击他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对敌人软弱无能，对外政策“胆小怕事”……他在休斯敦讲演时说：“我们对外来的进攻威胁不感到担心，我担心的是那些从内部起破坏作用的阴险势力。”在退伍军人大会上，他声称他3月份发表的声明瓦解了美国政府首脑的“秘密计划”，说他们密谋把台湾拱手交给赤色中国，并想使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和平。在麦克阿瑟对政府“讨伐”过程中，杜鲁门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予应战，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奋起反击，说麦克阿瑟在说谎。

　　听证会上历时数月的大辩论和周游全国的“讨伐”，在政治上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好处。“大辩论”结束后，人们最动感情的时期已经过去，没完没了的争吵已使人感到厌倦，许多人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表示理解，人们需要和平，不愿意扩大战争。有些人甚至开始同情杜鲁门无端遭到污蔑和谎言的攻击的可怜处境。麦克阿瑟因违抗命令被撤职的真相和好战态度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他那顶“英雄”的桂冠已渐渐褪色，声望也开始下降。

　　1952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罗伯特·塔夫脱是争取195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共和党中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为首的自由派认为，塔夫脱是无法取胜的。因此，洛奇劝说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马。不久，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参加竞选活动，于是共和党内一些中坚人物开始为他组织竞选活动。这一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塔夫脱的竞选总统计划，他当选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了。

　　为了争取支持以便与艾森豪威尔竞争，塔夫脱于1951年底，到麦克阿瑟家里，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麦克阿瑟热情地接待了塔夫脱，并对他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您一直是共和党有力的领导人，大家都称您为‘共和党先生’，我认为，对我们党来说，如果现在不能团结在您的周围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那就像在将军指挥下已作好战斗准备，却在开战之际撤换这位将军一样，是难以想像的背叛行为。”

　　6月初，艾森豪威尔辞去了北约总司令职务，回国参加竞选，并在许多州击败了塔夫脱。这时塔夫脱又来请麦克阿瑟充当他的竞选伙伴，并许诺如果事成了，就让麦克阿瑟当“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麦克阿瑟同意了。

　　7月11日，在芝加哥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得614票，塔夫脱得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当选总统的美梦再次成了泡影，而他以前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最终在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

　　从此以后，麦克阿瑟慢慢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952年8月1日，麦克阿瑟听从了老朋友詹姆斯·兰德的劝告，接受了兰德公司的聘请，出任薪俸很高、挂名的董事长职务。一家人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旅馆里，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尼克松副总统应邀去麦克阿瑟家作客，他热情地拉着尼克松的手说：“你能来谈谈真是太好了。”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次交谈只是个开头，此后8年间我们两人进行过许多次有趣的谈话。我们通常谈美国政局和外交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是我当听众听他谈。胡佛同我谈论各种问题时，总是不时地问我有什么看法，而麦克阿瑟从来不征询我的意见。”有一次麦克阿瑟对尼克松说，当年在朝鲜时，如果手里有50万国民党军队的话，我就能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还有一次麦克阿瑟谈到，如果让他当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如何削减军费、整顿好五角大楼。但没有人想到这位妄自尊大又争议颇多的人，也没有人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心里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一次，说到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给他当副官时的往事时，他嘲弄地说：“只要你出题目，他就能作文章，既能宣扬一个主张，也能批驳这个主张，两样都能做得非常好。”也许这些不好听的话传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一次艾森豪威尔捎信给尼克松说：

　　“最好让这个老家伙立刻滚蛋！”麦克阿瑟对肯尼迪总统也没有好感。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失败后，他大骂肯尼迪有勇无谋，缺乏判断力。

　　1960年，年届80岁的麦克阿瑟害了一场重病，严重的前列腺炎差点使他丧命。

　　1961年7月，在隐居近9年之后，麦克阿瑟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携夫人前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15周年纪念活动。他穿着人们熟悉的卡其布军装、戴软帽和墨镜（只是没有再抽那玉米棒芯烟斗），接受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欢迎。在马尼拉吕内塔公园内举行的庆祝大会有100万人参加，是菲律宾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在大会后他前往国会发表讲演，还凭吊了昔日战场。看到昔日荒凉破败的战场，如今又恢复了生机，他不禁感慨地说：“多么光明美好的景象啊！”

　　1962年5月，他应邀来到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接受军校的最高奖赏——表彰为国服务优异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感人的演讲。他在演讲将结束时说道：

　　我现在已到了生命的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往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了。它们带着余辉，随着我往日对事业的憧憬一起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虽然饱含辛酸的泪水，却又是那么美好，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我徒然侧耳倾听着，渴望听到起床号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大炮在轰鸣，听到步枪在作响，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伤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耳畔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最后离去时，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你们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我向大家告别了。

　　1960年到1964年，即80岁到84岁期间，麦克阿瑟的生命力在衰退，然而到了1963年，他还在挣扎着写他那冗长的回忆录（有人说那是一部自吹自擂、“隐恶扬善”的回忆录）。1964年初，他更加力不从心了。3月2日，琼陪着他到首都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病。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们，见到的麦克阿瑟已是一个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老人，他穿着便衣，戴着灰色毡帽。经过包括摘除胆囊在内的几次手术后，麦克阿瑟于1964年4月5日下午2点30分去世了。

　　林登·约翰逊政府按着应有的规格为麦克阿瑟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纽约（第7装甲团大厅）、华盛顿（在国会山大厅）和诺福克供人们瞻仰。他的朋友们在诺福克的市政大厅中，为他建了一座巨大而宏伟的大理石纪念碑。4月11日，星期六，随着吹奏的熄灯号声，这位著名老战士的遗体被放进了墓穴，一个杰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