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马歇尔是在国际局势日趋混乱的形势下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职的那个日子十分重要，似乎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39年9月1日，就在马歇尔宣誓就职的前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对此，美国深感不安和忧心忡忡。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希望纳粹获胜，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愿卷入战争。但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听凭英、法等国被德国征服，那将导致什么后果？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会不会将转过头来进攻美国？
以威廉·艾伦·怀特为首的干涉主义者，支持“立即援助盟国委员会”，制止法西斯企图控制世界的侵略行为；以查尔斯·林白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则支持一个实力雄厚的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运动。此时，马歇尔的处境困难，他竭力避免卷入任何一个派别中去。他一上任，就向白宫明确表示，虽然总统是他的总司令，但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罗斯福小圈子里的成员。哈里·霍普金斯试图拉马歇尔更加靠拢总统，他通过马歇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史密斯少校转告马歇尔，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同马歇尔将军关系尽可能密切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喜欢有人晚饭后去看看他，在书房里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心平气和地谈一些事情。”马歇尔对史密斯少校说：“一天24小时，我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总统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我去做分外之事，那就是矫揉造作了。我看我做不来，也不应该做。”
然而，马歇尔所面临的军事挑战和任务令人惊愕。1939年秋季，美国陆军在世界武装力量中排名第17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武器已经过时，但仍旧在部队中服役；许多现役军官缺乏正规而严格的训练；部队的训练经费大约只占军费的2％，这无法使正规军处于良好的状态，也无法给国民警卫队一种真正的实战感。由于装备不齐，兵力不足，导致防卫力量甚至低于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作为一名了解美军情况的职业军官，他深感加强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应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并相信这也是陆军部多数将军们的一致想法。
毫无疑问，马歇尔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挑战，他默默无闻，努力朝着他认定的目标而努力。有一类军官，上任伊始，就重新放置旗杆，改变花坛样式，调换办公室。他则不然，他对五角大楼的启用和改善办公条件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很快进入角色并挑起了新担子。欧洲战争一爆发，马歇尔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使总统、国会和公众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富有，但从军事方面讲，它的陆军力量却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16个国家之后，美国的安全环境和未来军事前途不容乐观。只有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同时实施一项扩充军队的紧急计划，美国才能拥有一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以应付未来的风云变幻。
9月中旬，马歇尔向他的前任克雷格将军汇报时说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和平时期28万人的兵力，国民警卫队增加到12.6万人。”据他的专家们计算，此项计划需要6.75亿美元。这是国家在和平时期战略准备的最低需要。使马歇尔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所有的政界人士，无论其有何党派倾向，都不支持他的这项计划。孤立主义者竟骂他是战争贩子。不仅如此，就连总统和国会中的亲盟国集团也不支持这项计划。大家都在想着1940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都担心扩军计划会把选民们吓跑。“他们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愿丢掉选票。”马歇尔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忿然说道。
马歇尔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一道前往白宫，请求总统授权并批准他们的扩军计划。罗斯福总统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迎接他们，这使马歇尔尤为愤慨。当摩根索汇报完扩军计划的说明时，总统好像要以“一笑置之”来对付过去；当摩根索汇报完计划，请求总统签字批准时，罗斯福冷冷地说，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国会要求这么一笔拨款。摩根索于是建议，可否让马歇尔将军亲自到国会跑一趟。总统几乎是用轻蔑的眼光扫了参谋长一眼，尖刻地说：“你们为什么要上国会山去？让他们等着就是了。我将提交一份国情咨文。别去，什么也别对他们说。”
摩根索在失望中看了参谋长一眼，然后转向总统：“总统先生，您能否听听马歇尔将军的意见？”罗斯福用开玩笑的口气答道：“我十分清楚他要说什么，我毫无必要听他讲。”这时，马歇尔的脸和脖子开始气得通红，他走到总统的椅子旁边，目光向下，冷静而严肃地说：“总统先生，您能否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总统的情绪一下子变了，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但还是和蔼地说：“当然，马歇尔将军。”
因灰心丧气，又焦急不安，马歇尔的嗓音咝咝发响。他超出了规定的时间，一口气把国际局势、国家武装部队的低劣状况，以及扩充军队所需要的兵员和资金向总统倒了出来。参谋长最后激动地说：“如果您什么事也不管，或不立刻行动起来，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得到什么后果。”
马歇尔说完后，好长时间谁也不吭声。随后，总统点头示意送客，并说：“谢谢您，将军。”又说了句：“谢谢您，亨利。”总统目送他们离去，当马歇尔到门口时，总统大声说道：“对了，将军，明天再来见我，并把您需要的东西开份详细清单来。”
他们走出白宫时，财政部长摩根索显得很高兴。他祝贺马歇尔勇敢地面对总统，并说他深信整个计划或者其中大部分项目将得到满足。但是，马歇尔并非如此乐观。他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了解还不多。
其实马歇尔不必担心，总统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只是总统对国会的可能反应还忧心忡忡。马歇尔催促道：“我知道您能让他们接受，他们不能逃避。”他亲自替总统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咨文，总统只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基本要点没动。
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把计划提交国会批准，并附言说：“过去几周的情况向我们所有公民表明，美国的要害地区可能会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切实有所准备，不让这些攻击达到目的。”总统要求拨款9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的合同批准费。其中2.5亿美元是拨给海军的，而大头是为陆军申请的。结果是，没费多少周折计划就获得了国会通过。
马歇尔后来谈到这一行动时，总说这一次打破了僵局。1940年五六月份，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西欧，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已被纳粹摧垮。人们原以为，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稀里糊涂几周内就被击垮。6月初，因敦刻尔克的奇迹，英国军队才从德国的三面包围中撤退出来，但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作战武器。德军几乎随时可以占领地中海海峡和法国北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这一切使美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立刻匆匆忙忙地修正自己的军事和外交观点。希特勒不再仅仅是破坏欧洲宁静的一个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纳粹的威胁突然间笼罩了西半球。
尽管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马歇尔仍小心翼翼地为推动他的扩军计划而努力。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常在总统和国会的各种委员会面前露面，为推动陆军航空兵建设、恢复“募兵制”和推行旨在为盟国提供更多援助的“租借法案”而东奔西走，并逐步取得了进展。1940年夏末和1941年3月，国会分别通过了“募兵制”和“租借法案”，马歇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早在1920年，马歇尔作为潘兴将军的助手，曾参加过有关国防问题的听证会。现在他借用那时获得的经验，以坦率的方式，抓住基本事实要点的本领和拒不卷入党派论战的态度，给总统和国会的许多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他都由一位或几位为他的提案进行基础研究与论证的军官陪同前往国会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向陪同军官询问细节情况，而重要问题则由他本人阐述，并且他很少看笔记本。久而久之，他已谙熟此道。有些部下认为，他沉着冷静的举止获得的效果更佳。他压低嗓音如实地通报每一消息，好像是在向委员会成员汇报秘密情报。他提醒议员们需要向历史负责，从而使他们听得入迷。他的表演可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他在国会里的分量，绝不取决于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或推心置腹的汇报，而在于他向立法者们保证，他所讲的都是他再三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他所提的建议都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而是为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负责。
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或许只知道1945年时装备齐全的美国陆军和空军规模有多大，却不知道1940至1941年期间，马歇尔面临的困难有多大。1940年底，马歇尔本人最确切地描绘了他作为陆军部队的首长，其任务有多么艰巨：
去年夏天，我们现役陆军拥有17万指战员，56个中队的作战飞机，约2500名飞行员，还有两个小型机械化团。
单从组织结构来讲，我们的陆军只有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从大型组织规模来说，一个基本的战斗团体应该是以军为单位的，而我们的陆军部队连一个军也没有。今天，有50万人在野外进行紧张的训练，用不了几周时间，这个数字将达到80万。今天已不是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了，而是有18个师正在受训，很快将再增加9个师。两个小型机械化团也已发展成一个装甲军，内含2个师，每个师约有1.2万名指战员……
在一年时间里，空军部队也从56个中队增加到109个中队，飞行员增加到4000名。
马歇尔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职务后，除了为紧急扩军备战而东奔西走外，参谋长本人予以关注的其他活动也多得令人咋舌。除了不定期地会见总统、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和副部长、大量官方顾问，负责生产、分配和经济政策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部下之外，他还定期参加制定军事政策与计划的例会。他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他与副国务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道是常设联络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西半球的军事和政治规划。他还是陆、海军联席会议的成员，该联席会议对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的有关事项进行协调。
马歇尔定期地参加陆军部的部长会议，与会者均是该部各个部门的高级文职和军事负责人。他本人也在陆军部召开会议，参加者是几位副参谋长、负责人事、情报、作战、供需的参谋长助理和陆军计划处的领导。他所接触的军官包括各个兵种（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海岸炮兵）的司令，后勤局局长和行政局局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和国外驻军的指挥官。随着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扩充，需要马歇尔处理的问题与日俱增。到1941年，大约60余位陆军部和陆军的军官可以随时与参谋长联系。1940年初，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和同事们感到“十分压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年代的环境中工作。然而，又经历和平时期的困难，和令人恼怒的程序的牵制。”他后来承认，1940至1941年是他所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
一回到家里，他常常外出骑马，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思考问题。夏天一有机会时，他就像其他许多居住在华盛顿这个闷热地方的人们一样，与夫人一起悄悄地溜到华盛顿附近的地方，租一条独木舟在河上慢慢地顺流游荡。在漫长的夜晚，他们常常在幽静的阿灵顿墓地附近散步。他喜欢饮用威士忌酒配成的淡淡的鸡尾酒，但他有一个习惯，即尽量避免参加鸡尾酒会和正式晚宴。他和夫人习惯于晚间不安排正式活动，而是从闲聊中得到休息。他喜欢到附近的剧院看电影，尤其是西部片。往往在剧场的灯光暗下来以后，他们抵达那里。他还喜欢晚上阅读书刊杂志，博览群书。在他们订阅的众多杂志中，他爱看《星期六晚邮报》和《读者文摘》，他爱读的书主要是新出版的自传或历史书。
1939年以前，马歇尔就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同其他大人物一样，他有躺下就能很快进入梦乡的本事，一切难题全都留待白天再去解决。他不喜欢晚间在电话里谈论公事，因此，一般晚饭后他拒绝接电话。晚上所有的公事电话都转到他的一位部下那里，由这位部下决定是否应该打扰将军。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使他能在第二天做到精力充沛。
随着战争压力加剧和工作越来越紧张，老朋友之间长谈和与年轻军官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沉默寡言、冷漠无情和严肃认真的性格此时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刻，他也腾出空来会见来访的老朋友。对弗吉尼亚军校的同学，在里诺堡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师的老战友，他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参战后，他无法挤出时间会见偶尔造访的不速之客，但曾为潘兴将军服务过的勤务兵或司机只需提及他们为潘兴工作过，就被允许进入他的办公室。
他的工作作风一向十分严谨。军官们被叫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既不需打招呼，也无必要行礼即可就座。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或信函的将军，先要阅毕，然后立即抬头，双目凝视对方，身体前倾，专心致志地听汇报，除非讲话人使他听得不耐烦，或提的问题太啰嗦，否则马歇尔一般保持沉默，直到那位军官把话讲完。他会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一旦他的好奇心满足之后，便立刻结束这次谈话，然后转入下一项公务。
马歇尔将军身材匀称，总是军服合体，但也常穿便装，这个习惯是他在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时养成的。他眼光冷静，眼珠发蓝。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两眼显得很温和，但面对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则显得冷酷和严厉，令人害怕。每天早上他从车里出来，昂首阔步跨进办公楼，俨然是一位统帅人物，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动作往往不慌不忙，也很少打手势，尽管白发已爬上头顶，代替了原来的棕发，但他仍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根本看不出已经59岁。一般情况下，他的嗓音深沉而温和，但当他纠正一个错误，或对不恰当的建议提出质疑时，他会突然放声咆哮起来。除个别人以外，部下对他是既爱慕，又敬畏。
到了1941年，他在默默无闻之中已明显树立起权威了。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神态举止和工作作风都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助手说：“他会使你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大家一致承认，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把工作做到家了，这是因为马歇尔总是耐心地期待着，而不是以大声训斥，或拍桌大叫的方式去强求大家都能在工作上出类拔萃。
马歇尔为人正直，讨厌说假话和故弄玄虚。他不愿卷入任何党派之中，也不愿当任何人的工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说：“对于马歇尔将军，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为人耿直，这是他最崇高的美德。”他珍惜传统价值、良好的声誉和基本的道德。有了这些，他感到心中坦然。1938年，当他刚到华盛顿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许多官兵都发现他专业娴熟。到了1941年底，人们认识到，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能使整个陆军参谋部甚至华盛顿都运转起来。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十分需要这样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自信心的军事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