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身居美国上层社会，他要与之打交道的高层人士和机构的确很多，除陆军部长、总统、国务卿外，还有国会、新闻界以及盟国有关人员和机构。

　　1939年马歇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时，陆军部长是亨利·伍德林，助理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伍德林同约翰逊的关系不太好，经常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已经很少讲话了。这对马歇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挑战性的气氛。他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又要防止卷入两位文职上司的争端中去。幸亏这种局面不久就结束了。

　　1940年7月，亨利·史汀生接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当史汀生第一次听取马歇尔的简要汇报时，那似乎是老相识重新聚首。早在1916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想组建一个师，他请史汀生开列一个军官名单。史汀生发现，他很尊敬的军官们都推荐马歇尔到该师任职。这个师并没有成立，然而这件事间接地开始了马歇尔与史汀生之间的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汀生为现役陆军中校，他于1918年在法国朗格勒参谋学院第一次见到了马歇尔。战争结束后，他们俩人没有密切的交往。但在1928年，当史汀生出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要求马歇尔去当他的副官，马歇尔因不愿再做参谋工作而谢绝了这一请求。

　　1940年7月22日，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还不到一个月，他与马歇尔有过一次谈话。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同马歇尔的一次有趣和有益的谈话，马歇尔总是乐于助人，忠诚可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俩人的关系发展得日益融洽、亲密，史汀生对马歇尔也愈加信任。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同史汀生讨论派一些高级军官去欧洲商议战争计划，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派阿诺德将军去可能更好些，我不愿马歇尔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里太重要了。”

　　当战争危机加剧时，史汀生的担心变得更加明显了。1941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想到阿拉斯加去一趟，但是，我明显地觉得他的外出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告诉他还是不要去，在各种严重事件即将出现之际，他不适合离开华盛顿。”实际上，他任何时候都不愿马歇尔离开陆军部。1941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观看演习去了，我觉得他去得太久了。”史汀生的传记作家麦克乔治·邦迪说，史汀生“很快就明白了，只要马歇尔在，身体健康，陆军部长能有的最大问题决不会产生。”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史汀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马歇尔是一个多么不可缺少的人物。珍珠港事件几天之后，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同马歇尔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他的职位问题，还谈到他身负重任，需要得到更好的帮助……我告诉他，他的身心健康比我在地平线上能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942年1月，丘吉尔首相来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晤。首脑会谈之后，丘吉尔决定到美国南部去旅行，他选择了一个旅伴，史汀生对他的选择颇感苦恼，他说：

　　“我并不反对丘吉尔去休息，但是，我感到不安的是，他要马歇尔将军陪他一起去南方，目的只是为了途中可以在飞机上同他谈谈话。马歇尔很忙，有做不完的工作，也不应该让他离开工作。他将不得不乘夜间列车返回，白白损失了2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得不到一点休息。只是由于总统力劝他去，他才没有拒绝丘吉尔的邀请。我认为，这是总统不应该做的轻率决定之一。”

　　1943年5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更糟糕的事情。当时，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会谈，讨论未来战争战略问题。其中有几点，俩人分歧很大。丘吉尔固执己见，最后丘吉尔说：“好吧，如果您让乔治·马歇尔陪我到非洲旅行一趟，我就放弃我的观点。”总统当场拍板，同意让马歇尔陪他一起去。丘吉尔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利用这次旅行和他的能言善辩，说服马歇尔同意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一次战役。

　　史汀生部长听到此事后，愤慨地说：“要想从美国挑出一个最强的人，那人肯定是马歇尔；在他身上，寄托着这场战争的命运。可是却在一次赌博中，使他失去了恢复精力急需的大约三天时间的休息机会，派他去作一次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而这次远行并不需要他，只是为了满足丘吉尔的意愿，我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丘吉尔首相要马歇尔将军同行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海军副官布彻上校在1943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首相的要求，经总统同意，马歇尔将军陪同首相来到阿尔及尔，这是因为，首相正公开地设法说服乔治和艾克同意在地中海打一次战役……然后可能想要盟军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而不是按已商定好的那样横渡英吉利海峡……首相对马歇尔将军礼节备至，给予他以对待首相的所有礼仪……昨天晚上，首相在三次不同的时间里，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他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说呀说呀，直到他完全说服了对方为止。但是，首相这次却失败了。他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观点：盟军应当集中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在陆军参谋长身上，顽固和善辩的首相遇到了对手。”

　　史汀生与马歇尔一直相处得极为密切。在战争期间，俩人很少发生分歧，但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摩擦。那是在1942年5月，史汀生对陆军部进行了整编改组，结果把“司令官”的含义从参谋长办公室中除去，马歇尔对这一改变感到难以理解。史汀生写道：“很显然，马歇尔在内心深处感到免去了他以前的一个职务。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好。”史汀生继续写道：“我们交谈时，气氛非常友好，但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

　　第二天，史汀生在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向总统提起了这件事，不过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对总统说，这个决定看上去是降了马歇尔的级别，而且使马歇尔感到苦恼，因为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推测政府对马歇尔将军失去了信任。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非常忠诚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史汀生拒绝给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陆军将领们，特别是参谋长开始脱离总统的指挥，扮演了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令人惊恐的角色。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那些高级将领们相信，在军事方面，他们不应该听命于无知和想入非非的总统和陆军部长。

　　当伊莱休·鲁特任陆军部长时，他决定终止陆军的霸权主张，他选用了“参谋长”这一头衔以强调陆军高级将领只是美国总统的下属。史汀生是鲁特改革的强烈支持者，因此，1942年，他拒绝授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虽然史汀生深信马歇尔懂得军人的从属地位，对此他没有一点担忧，但是，曾经发生过的先例以及后任陆军参谋长的未知数使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忧。然而，他没有使所有的陆军指挥官们产生疑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马歇尔参谋长对美国陆军中的每一个军官都具有绝对权威。

　　马歇尔将军深得罗斯福总统的敬重，对军事战略负有完全责任，有关此类问题，可直接向总统报告。这种敬重与信任是在不断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马歇尔与总统关系搞得很好的部分原因，是他始终如一地按上下级原则办事，他公道、正直，遵守原则。罗斯福从不称他乔治，而称他马歇尔将军。马歇尔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那样经常去找总统闲谈，总是严格地一本正经地公事公办。也正因如此，久而久之，他的意见对这位最高行政长官越来越举足轻重，他的谨慎和庄重是他卓越领导的重要特征。但有时，罗斯福总统对马歇尔将军的拘礼感到不安，他让霍普金斯去跟马歇尔说不要过于拘礼。马歇尔回答霍普金斯说，那样做完全不合他的性格，他不能勉强从命。

　　马歇尔担任参谋长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他从白宫开会回来，对手下的一个参谋说：“明天我可能就不是参谋长了。”原因是他在会上所坚持的意见与总统的意见相左。马歇尔认为，飞机制造商的大亨们必须明白，国际形势极其严重，他们必须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但是，许多飞机制造业的老板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程度已经到了政府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的地步。马歇尔说：“总统对我直率的态度感到十分不安。”但是，马歇尔并没有被解除职务，经过一天的考虑，总统认为参谋长的意见是对的，便支持了他。

　　罗斯福和马歇尔一样，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罗斯福原是个海员，1917年曾出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从小就是个航海迷，并一直对海军存有特殊感情。马歇尔利用总统这一兴趣，经常用航海术语向他解释陆军许多新的组织计划。有一次，他在一块纸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图，然后裁成船形，他把前部和船首比作新组建的一个正规三三制陆军师，后面是两个或三个师的国民警卫队方队，船尾则是支援前方师的勤务部队。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陆军参谋长用对方容易理解的术语给一位海军出身的总统生动地讲解了计划。

　　总统越来越信任和依靠马歇尔，到了大战后期，甚至到了不可或离的程度。

　　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组织体系，国会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陆军参谋长免不了要经常与国会打交道。1941年，史汀生部长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扩军计划建议，要求国会批准延长《选征兵役法》规定的时限，这个法案最初通过时是以一年为限的。陆军部长同国会的领袖们讨论此事时，议员们几乎一致反对延长这个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他必须凭自己的本领说服国会山的议员们，结果，他成功了，这是陆军部在与国会的正式较量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久，马歇尔在要求国会批准征兵年龄18岁这一提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歇尔：

　　亲爱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您又胜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

　　马歇尔与国会还有其他几次交锋，其中一次发生在1941年秋。当时，马歇尔正采取步骤清除陆军中不合格的军官。他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史汀生简要汇报了他的行动。史汀生的反应是“我估计会遇到麻烦。”果然，麻烦不久就出现了。史汀生说：“我们的会议刚结束，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因为有两个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军已奉命退休并退出现役。”马歇尔辞退的这两位将军，一个是因年龄大，另一个是因为不称职。他拒绝考虑恢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现役，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的，决定不容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勇气和诚实，使他逐步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只有一次受到了威胁。在美国海军的催促下，罗斯福总统正考虑提升马歇尔为陆军元帅，金为海军元帅。1943年2月16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史汀生谈起这一建议，那是史汀生第一次听说此事。史汀生说：“我回到陆军部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可能会让我去国会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拼命反对任何这样的提升。”

　　史汀生继续说道：“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海军部的一些将军们发起的，他们硬要金、诺克斯和总统这样做。”他在评论马歇尔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时说：“马歇尔的无私行为，真了不起。”

　　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史汀生同一天给总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曾与马歇尔谈过此事，他认为，就他自己来说，此次提升有害无益；特别是关系到他与国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强烈，我倾向于同意他的意见。”数天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作罢。但是，这件事后来又被重新提起，最后，总统和国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

　　1943年秋，华盛顿盛传马歇尔将军将离开华盛顿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欧洲登陆战役。9月15日，史汀生部长家里来了三位参议员，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在委员会里侧重于陆军的工作。他们对马歇尔将军可能调离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而去担任战场指挥一事，极为担忧。史汀生部长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地信赖他，不仅是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国会对某个议案有争执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那个有争议的议案已经征得马歇尔的同意，议案即可获得通过。”

　　在美国，社会舆论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的脉搏部分地可由报刊测验出来；一个普通公民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记者有时却能。日本入侵菲律宾后，那里的局势对美国十分不利。有些人暗中已开始对马歇尔将军产生了怀疑。1942年，一位陆军公共关系部的军官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的华盛顿局局长。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对我说，对马歇尔将军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将军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时陆军部规定，记者招待会全部由史汀生部长主持。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提出数天后，史汀生部长要离开华盛顿去视察巴拿马运河区及其防务情况。史汀生和其他人劝说马歇尔来主持这次预定的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将军进来了，他对记者们说，他知道他们对战争指导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请他们在会议之初逐个把全部问题都提出来，然后他将统一回答。众多的记者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起立提出问题，马歇尔专心地听着。记者们问完之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告诉他们说，他准备坦率地、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以便他们把消息带回去登报。一位观察者说，他讲了30多分钟，对那时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作了说明，他谈到了援助巴坦（菲律宾北部一群岛）美军的各种努力，如购买船只，为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员家庭事先准备保险基金等等。他在保密限度许可之内，尽量说出实际遭受灾难的程度，由于这些灾难，他们很早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未能实现。

　　马歇尔将军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成功，他那诚实坦率的陈述获得了新闻界的信任，完全赢得了怀疑论者对他的支持。此后，对他的能力散布不满情绪的评论也完全停止了。陆军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吸引力。”从那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每月举行一至二次记者招待会。他习惯于先请记者们提出问题，然后按顺序一一答复。他直接答复那些提出问题的记者，他具有记住许多情况和人名的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很坦率，而且信任他人。他指出哪些东西是保密的，相信记者们不会辜负他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方面，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使美国陆军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英国人强烈反对公布作战有功部队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马歇尔将军则认为，对美国战斗部队的宣传，应根据战功的大小，将指挥官、部队、每个士兵区分开来。英国只宣传几个高级将领。马歇尔还认为，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部队，应予以迅速表彰。他指示说，嘉奖令可立即办好，向新闻界公布；文书工作可随后办理。因先填写各种报表而造成的时间延误，将会使奖励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