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当美国和欧洲欢庆胜利之时，中国局势却令人担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官方政府军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内战。

　　单从军事观点看，内战对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军队可以轻易赢得战争。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和同盟国支援武器和金钱的对象一直是国民党。正如杜鲁门所说：“他们都被枪炮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国民党拥有各种类型的、装备精良的、人数在四五百万的一支大军，而共产党的作战兵力只有几十万人。

　　但从综合因素看，蒋介石发动内战未必明智，国民党军队很可能输掉战争。在华美军顾问普遍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尽量少同日军作战，待战争结束后，好用以逸待劳的美援军队去对付劲敌中共。这些专家认为，国民党军队确实消极抗战，避免了同日军的血腥冲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连训练也不搞了。结果，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们长了一身肥油而不是肌肉，他们的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渐渐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共产党尽管缺钱缺枪，几乎没有任何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却在八年抗战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持久的对日游击战争。现在，控制中国的是一个腐败无能、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和一支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坚信，人民军队必将赢得战争。

　　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要使美国的盟友国民党免遭轻举妄动和可能战败的结局，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共产党视为同日本人一样的敌人，派美国军人去接管那里的军事指挥工作，用美军去给国民党军队撑腰打气，投入更多的物资、金钱和人员，然后一举消灭中共；另一条是劝说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互相协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成立一个以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

　　事实上，第一条路不合时宜，又劳民伤财，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不冒政治风险和牺牲美国人生命这一前提下，找到和平解决蒋介石重重困难的方案。但只要那位好高谈阔论的赫尔利还在当美国驻华大使，就永远别指望促成国共双方和谈，双方都不信任他。他既无斡旋功夫，又缺乏拍板权威。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的话太多、不谨慎；蒋介石略带愠怒地瞧不起他；共产党认为他缺少诚意，不值得认真对待。

　　杜鲁门一直想撤他的职，却总是没有机会下手，直到赫尔利那无法改变的信口雌黄积习给了杜鲁门以口实，同时又找到一位卓有威望、足以代替他的人。

　　1945年12月初，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向总统述职。他在晋谒白宫后，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他在会上用过激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

　　“这些话真让我生气，”总统后来说，“他大放厥词，说我办事无能。因此，我把他撤了。”总统毫不犹豫，不顾他曾许下的诺言，抓起电话找马歇尔讲话。

　　“将军，”总统说，“上星期我告诉过您，我一定永远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我现在也不愿打扰您，但情况紧急。”他告诉马歇尔，远东的局势正在恶化，一场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全境蔓延。惟有美国进行坚决干预，才能制止内战和防止可怕的悲剧发生。

　　“您愿意替我去越中国吗？”总统问道。

　　此时是马歇尔和凯瑟琳迁入多多纳庄园新居的当天下午。他和夫人正在卧室里打开箱子，整理衣服。

　　总统提出请求后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他并不知道，马歇尔正手拿话筒看着卧室另一头的妻子。她正盯着窗外片片花圃，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按照他的本意，他干脆说声“不愿意”，挂断电话了事。然而这是他的国家元首在讲话，他是他的总司令，总统的请求是一种出于信任的、无法抗拒的召唤，而马歇尔是一个信奉“命令就是天职”的职业军人。那么，他又该怎样去向凯瑟琳解释呢？他又看了她一眼，不忍心把总统的事告诉她。

　　“将军，您还在吗？”总统又问道，“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回答说，然后轻轻放下话筒。

　　不久，凯瑟琳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特别公报：白宫刚刚宣布，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特使将前往中国。凯瑟琳转身面对着丈夫，“哦，乔治，”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凯瑟琳来说，这件事不啻是一沉重打击，她原以为已熬到头了，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马歇尔赴任走后，凯瑟琳向麦卡锡将军倾诉了她的郁闷心情（麦卡锡长期担任马歇尔的军事秘书，后为参谋处长，从而取得了马歇尔可靠成员的地位）。凯瑟琳知道麦卡锡由于体力几乎衰竭而辞去了战争结束时受命的助理国务卿之职，正处于治疗康复之中。她在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您送来的黄玫瑰比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想起了历年度过的圣诞节。您真是心地善良、想得周到。因为我的心情确实不好。这次的中国使命是一次沉重打击。假如马歇尔将军能够有哪怕几个礼拜的休息，能够有你和鲍德尔中士跟他一起去，我就不会这样担心他这次出门了。我知道您是毫不犹豫地准备跟他去的，但是，他决不能冒险答应您。您对他一向忠心，完全无私，所以必须有别人来为您着想。要是您走这趟并在中国过冬，那就是发疯了。

　　我看到他的飞机起飞，而没有一个他所熟悉和信得过的人在他身边，我就感到不可忍受。新的秘书、新的勤务兵、新的厨师。我也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

　　当人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爱护和钦佩我丈夫时，我报以苦笑。那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出席国会听证会，中间的午餐时间还要同总统和国务卿一起研究如何完成这次使命，晚上回家他要把全部政策写成文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星期，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国家是如何表达爱护和钦佩的。

　　听起来好气愤。是的，我是气愤。总统不应该要求他去做，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无法拒绝。

　　这些话离黄玫瑰太远了，不过我已经憋了好久，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只有对你说才保险。我现在每天都祈祷他能够从混乱的局势中理出某种统一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