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军士长站在昆明空运指挥部木制柜台后面，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司令官亲自签署的出差命令，如此简单而又神秘。
1分钟之内，纽曼就被带到一架往返于中国和阿萨姆之间的柯蒂斯C－46型运输机上，当他爬上飞机的时候，右边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一把牙刷，一个刮胡须的刀子，洗脸毛巾，绿浴巾，(名人传记)绿内衣内裤，绿色手帕，还有他那架照相机，这就是他第一次去美国所带的全部行李。他的那些在中国的伙伴们，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都知道他从没有去过美国，在美国也没有任何熟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把他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情人的地址都给了他。希望有朝一日他到了美国，可以给他们挂个电话或去看望他们。这些伙伴向他许诺：“告诉他们你见到了我，他们就会为你准备最丰盛的牛排。”他在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上整齐地记满了州名、城市名、他们亲属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住址的电话号码等，他把这珍贵的小本子装在飞行服左上边的口袋里。
纽曼乘坐的这架“突击号”柯蒂斯C－46是一架货机，装着锡和钨，准备运往缅甸，在那里卸下，然后再转往美国，没有供乘客的座位。飞机从阿萨姆返回中国时，主要是装载航空汽油、炸弹和其他弹药。4年前，也就是1940年，他们曾用雷诺牌卡车经过那条崎岖的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同样的物资。现在从印度到中国的这条空中运输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那条老的滇缅公路已被日本人切断，美国工兵正在新修一条日本人捣不着的“利多公路”，但还没有完成。飞行员告诉纽曼，航行中尽量使用氧气，因为在没有密封舱座的情况下，飞机要在21000英尺的高空连续飞行2个小时30分钟。他们警告说，飞行中随时都有失去知觉的危险。他们给他套上毛皮衬里的飞行服，让他躺在货物上面。飞机起飞后，他坐起来看了昆明最后一眼，多么美丽的滇池啊！那峦峰起伏的群山，平展的稻田，渐次离他而去。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航行了3个小时，终于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的汀江着陆。一名缠头巾的印度搬运工人打开了宽大的舱门，上下打量着纽曼。这日，纽曼觉得有一股热的丛林空气扑面而来。1小时后，他又登上另一架柯蒂斯C－46运输机。这架飞机将经由印度的亚格拉和喀拉蚩、开罗、突尼斯，飞往濒临大西洋北岸的卡萨布兰卡。飞机在几千英尺的高空飞行，棕褐色平坦而干燥的印度大地一览无余，这是一段温暖而舒适的飞行，快到亚格拉的时候，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他们一眼就望见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 4个伊斯兰式的尖塔尤为引人注目。泰姬陵建于17世纪，宏伟精美的建筑令他们赞叹不已。
亚格拉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许多崭新战斗机、运输机和轰炸机都排列在跑道的两旁，这些都是分配给美国在缅甸、中国和菲律宾的部队使用的。抵达亚格拉之前，飞机的一个螺旋桨出了故障，预期一个小时就可以修妥。在滑行道的一侧，有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大帐篷设在那里，免费招待多纳圈和可口可乐。帐篷里面，美国大兵们坐在空子弹箱上玩扑克和二十一点，两名士兵在帐篷的另一端下棋，纽曼在一旁观战，最后他和那位赢家下了起来，原来他也是德国人，是随美国第20航空军前往中国去的，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
像美国军人在异地相遇时一样，他们彼此了解“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纽曼告诉他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也大概地介绍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情况，当纽曼问他美国姑娘会不会下棋时，他奇怪地看了纽曼一眼，不过，他还是想起来一个，她是司法部一位辩护律师。纽曼赶快将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名字和住址记在一张纸条上，塞在飞行服那个带拉链的口袋里。他还证实那些在中国的小子们对他说的：华盛顿独身女子特别多，“男人得用棍子赶才能摆脱她们的纠缠”。姑娘与小伙子的比例大约是10：1。纽曼心里嘀咕着，余下的九名姑娘怎么办呢？第二盘棋还没下完，麦克风里就喊起了纽曼的名字，让他立刻回到那架C－46飞机上去。
飞机在开罗须作定期保养，所以他们在开罗又耽搁了6个小时。趁此机会，纽曼搭上陆军的一辆交通车到城里看看。一路上，只见许多古老的房屋和伊斯兰风格的尖塔，与那些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旧式的帆船缓缓地在尼罗河上往来。在当时（1944年），一条有轨电车从开罗市区直通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个地方。那个狮身人面像的下巴用许多沙袋支撑着，以防被炸弹震坏。电车站附近，有一些埃及小孩在那里游荡等候着美国大兵。他下车以后，两个小男孩跟上了他，故意往他的鞋上洒白灰，然后转身就跑，真可恶！他刚要去追他们，另外两个带着擦鞋工具的小孩跑过来，马上把他的鞋擦干净。显然，这是串通好了的，为的是挣点小钱。
纽曼和另外三十几名军人，在一个最高大的金字塔前站住，宏伟的建筑，令人惊叹。几千年前的人们竟然能把这一块一块巨石垒起来！他们这些大兵还想看一看真正的木乃伊，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他们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黑洞，一个拉着一个向上摸着前进，这个黑洞一直通向金字塔几何图形的中心。到了最里面，变得平坦了，但仍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导游让他们给他几个皮阿斯塔 （埃及货币），他就给他 们点火照亮 （在黑暗中伸手就可以摸出古怪形状的埃及货币）。导游收 了钱之后，点燃了一块红色的镁块，镁块发出耀眼的光亮，但由于光太强，刺得他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半分钟后，镁块燃烧完了，周围又是一片漆黑。他们又给导游加了一些皮阿斯塔（只值几美分），这次他打开了大约是几年前安装的电灯。大厅一片通明，一口没有盖的石棺，安放在潮湿的方形墓穴里，据说已有4500年了。他们跑过去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导游告诉他们，葬在这里的法老王的木乃伊，几十年前被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狭窄的小径走了出来，外面是阳光明媚的世界，照得纽曼睁不开眼睛。
一个贝都因人缠着要纽曼在他的骆驼背上拍张照片，他给了他几个硬币，便爬到骆驼鞍子上。过去，纽曼从没有留神过骆驼是如何站起来的，他也不晓得它是后腿先站起来，臀部高高地撅在空中，然后再站起前腿。当这笨拙的动物将臀部抬起的时候，他整个人从它的脖子一直滑到耳朵，险些摔下来。后来，在从开罗飞往卡萨布兰卡那段路上，他才发现他那本记满人名和地址的小黑本子不见了，可能是他从骆驼背上险些栽下来的时候丢掉的，他记得他往骆驼背上爬的时候，那个小本子还在他的敞着的上衣口袋里。这对于一个在美国举目无亲的旅行者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
C—46机在15000英尺高度沿北非海岸线飞向突尼斯，五年前，纽曼曾乘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作过一次反向飞行。他们清楚地看到脚下托布鲁克要塞外面的大片坦克残骸，1942年，德英两国部队曾在这里作过两次血战。
从卡萨布兰卡越过大西洋，他乘坐的是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道格拉斯C—54“贵宾”专用的豪华运输机，途经亚速尔和百慕大。飞机抵达美国前一小时，一名机务员给他一份海关移民登记表，那上面列有一大串问题，诸如：美国家庭住址？是否携带外汇？有无申报物品？等等。
“在上一次何时离开美国”一栏，他填上“从来没有”。 “哈！美国，我来了！”
1944年10月26日，早上6时30分，多云天气。每周一班的邮务机从印度飞到了纽约，降落在拉瓜迪机场。官阶最高的官员先下飞机，纽曼是飞机上惟一的军士，他最后一个走下C—54机，由两名联邦调查局的先生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正等候着他。在一家小店用过咖啡和多纳圈，他们问他：“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是不是真的？”他说这是真的，他想，一定是机务员将他这个古怪的大兵的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了他们，他们还问他，在美国没有任何住址是不是真的？他说也是真的。他的护照在哪里？在香港，在英国人手里，或在日本人手中。他们问他打算在美国干些什么？“这是机密！”他回答。他们看了看他的出差命令，摇摇头，然后悄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其中一个人去隔壁房间给华盛顿挂了电话，杜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总部肯定给他开了个保票，并告诉那两名调查员，总部在等着他呢！
转眼之间，纽曼竟然变成了“贵宾”，也得到了富丽堂皇的接待。
他们给他叫来了一辆专车，又在纽约萨顿旅馆给他包了房间。一位身着深绿色的美国陆军制服的女司机把他送到旅馆。这个旅馆是军方专为过境人员提供的临时住所。
在旅馆登记完毕已经快十点钟了，他离开大厅便向房间走去，沿着走廊走不远就找到了他的房间，里面全部是用白瓷砖贴面。他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用具倒也齐全，有一面是窗子，另外两面全都有门。他打开一扇门看是壁柜，另一扇门他不想费心再去开。他赶快脱了衣服，将绿浴巾围在腰上，急忙向那个白瓷砖的洗澡间走去，它的门仍然开着。
这真是迫不及待！多少年了，才第一次地地道道的在洗澡盆里洗澡。
就是一年前在加尔各答后方医院里也只能洗个淋浴。想想就在前几天，纽曼最后一次刮脸是在水田里，用钢盔盛着混浊的泥浆，水蛭就挂在他那毛茸茸的腿上。他现在能在热澡盆中轻松一下，这真好似在天堂一样。
当他在澡盆里洗得正来劲的时候，有人砰砰地敲洗澡间的门，“谁让你用我的洗澡间？”真丢人！他赶紧跳出澡盆，把身子擦干，对那位早不耐烦的中校作了些解释。回到他的房间才搞明白，那房没看的门里，就是他的洗澡间。
在萨顿旅馆的一个电话间里，纽曼查到了纽约无线电广播剧女演员艾姆·安的电话号码，她是他所属中队的一个少校的妹妹。他曾答应过少校，一到纽约就给他的妹妹通电话。幸运极了，没有小黑本子他也能记住她的名字，那时她也正在家。“啊！是的，军士长，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您的情况，我期望见您。6点在圣·里吉斯旅馆前厅镜子下见面。
怎么样？”“我可怎么认出你？”“别担心”，她说：“我会找到您的，您也会认出我的。”他没机会对她说他根本不知道“前厅”这个英文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在旅馆的服务台上，有陆军新闻署一位上校给纽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将乐于会见他这个刚从中国战场上回来的人，并邀请他共进午餐。
当上校看到纽曼穿着飞行衣，知道他再没有什么其他军服，于是他叫人给他弄来了两套卡其布军服，军士长的臂章，空军军徽已缝在了上面，这一切都是在下午3点钟以前弄完的，然后，他给纽曼解释了什么是“前厅”，在他那本又薄又简单的袖珍英文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字。上校之所以十分关心这些事，是因为明天上午10点钟，他要让纽曼在新闻署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招待会就在离萨顿旅馆不远的他们的会议室举行。上校还对纽曼说，他将坐在他的旁边，假如需要他回答“我的确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踢踢他的腿（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没关系），否则，他就得照实回答一切问题，上校还建议：如果他想看一看真正的纽约，最好还是乘地铁去圣·里吉斯旅馆，赴他那个6点钟的约会。
此时此刻，在他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天，真令他感慨万端：摩天大楼、私人用的洗澡间、白皮肤的人群、出租车、带窗子的公共汽车、还有两套新军服。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他张开双臂。
纽曼穿上新军装以后，将飞虎徽章别在前胸右口袋上，美国空军徽章别在左边，没有多长时间就准备妥当。为避免搞错，他事先计划了一下。他将镍币和银币分放在右边和左边的裤子口袋中 （为什么五分硬币 比一角的大呢？），在附近的地铁车站，他夹在上下班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人群将他挤到一排旋转式的栅门前，他急忙把一个硬币塞进栅门上的一个狭孔里，但栅门一动也不动，再投一个硬币还是没动。他又投一个，排在他背后的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当兵的，你把钱塞错地方了！”闹了半天，他为别人付了钱，隔壁的人推开栅门，愉快地过去了。
下午5点45分，纽曼终于找到圣·里吉斯“前厅”大镜子底下这块地方，在这里，他要与艾姆·安小姐见面。除了在电影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奇特的地方，富丽堂皇的大型吊灯，雅致的陈设。“前厅”里挤满了高贵的妇人和年长的先生。一位极其漂亮的少女出现在人群里，她披着一件皮毛大衣，长着白金色的头发，径直地朝他走来。哦！就是她，艾姆·安！当她拉着他的手去隔壁酒吧时，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从来没见过美国酒吧，更不用说坐在它那高高的凳子上了。“您喝点什么，士兵？”酒保问道，纽曼不知道要什么好，除了啤酒和中国的米酒之外，他什么酒都没喝过。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那位漂亮的同伴不无同情地问他：“军士长，您喝点硬的（指烈酒）还是软饮料？”她的问题使他莫名其妙。什么硬的什么软的？对他来说，所有的饮料都是液体的。
她给自己要了个什么“双料”，为了快点作决定，他只要了一杯可口可乐……
他们正在谈论中国和她哥哥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从前厅来到了酒吧。她指着他说：“干爹来了。”（谁？）经简短介绍，纽曼开始回忆起埃迪·里肯巴克上尉和他的第94飞行中队在法国飞行的历史，这个“干爹”在1918年的时候是这个中队的成员。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他在中国时也曾听说过。他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他请纽曼和艾姆·安在楼上一间豪华餐厅共用一顿美味晚餐。好多年了，他没有从正式的菜单上点过菜。最后，一个带玻璃罩的甜食小车推到他们桌子前。吃了三年的稻米和发面饼，现在吃到了维也纳蛋糕和“巧克力派”真是一番享受。当他和他们道晚安时，艾姆小姐让他下次来纽约时再给她打电话。
但他失去了勇气，从此再也没见到她。
第二天早上9点。上校接纽曼去招待会。出席这招待会的有来自《纽约时报》《先锋论坛报》《邮报》《每月新闻》以及用英文和德文出版的其他许多家报纸的记者，一共22人。一小时左右的采访发问和回答主要都是有关他在美国军队里的事，以及为什么最近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失去那么多的空军基地的问题。上校仅仅踢了他两次，那是当记者们问到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时候。招待会之后还拍了照片。
第二天早晨，每种报纸纽曼都买了一份，当读到记者报道昨天的招待会时，他几乎气得要死！从同一个招待会中报道出不同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许多文章非但不真实、不准确和言过其实，简直是地地道道的耸人听闻的瞎编。这种局面使他窘迫极了。
在所有报纸中，只有两种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 《生活》那期，在 其海外版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纽曼的半身大照片，标题是：《大兵陷入窘境》，正确地报道说他是一名美国空军的军士长和前飞虎队队员，他刚刚由海外回到美国，还没有领受官阶，因为首先他要得到美国公民权才行。合众社报道也不错，而且它的一个记者还邀请纽曼第二天乘车游览纽约市，从哈莱姆到华尔街，在沃多福——阿斯托里亚用午餐。
新闻署的上校曾通知纽曼华盛顿之行要延迟一天 （因为只有延迟一 天才能买到火车的卧铺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邀请，多看看纽约城。
一到华盛顿，纽曼就马上和大名鼎鼎的将军怀尔德·贝尔·杜洛万先生如约会面，他在第一次大战中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曾收到陈纳德将军的一封电报，简单介绍了纽曼的情况，并请求杜洛万将军尽可能给纽曼弄一个“校尉级的官阶”，因为纽曼经手过秘密情报资料。这位和气、不拘礼节的战略情报局的将军，社会身份是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了纽曼。陈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召唤他的助手 （一位海军上校），命令他好好照顾第 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他，并能看到他正式被任命为一名军官。为了表示特殊的欢迎，将军还让人给他准备了十张三日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可以由他自己填，持此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他谢过了杜洛万将军，并表示在6周内再去看望他。那一天，他一直和这位将军的助手在一起，助手又请来了一位政府的律师，按照那位战略情报局将军的意思，看看还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
“下一步去哪？”助手问。
纽曼想起了那位加尔各答红十字会的姑娘弗吉尼亚，她有一位朋友在芝加哥，他决定去那里。
上校预定了火车票，但要几天后才能离开华盛顿。就在那天下午，纽曼找到离磐石湾公园不远的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地址，那是在印度和他下棋的一个士兵给他的。因为他把她的地址写在另外一张纸条上，在埃及金字塔丢了那个黑本子，而这张纸却没有丢，他找到那里，按了门铃，无人回答，他又坐在楼前台阶上等了一会，然后向附近拐角的一家药店走去，这也是他第一次进美国式的药店。在这样的药店里，除了药以外，你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一位女售货员给他调制了一大杯冰淇淋，上面放着果汁软糖、巧克力和果仁，黑的、白的、粉的、黄的……真是一件珍品，老板过来看了她所调制的冰淇淋，然后拒绝收纽曼的钱。
回华盛顿市区前，纽曼又去了“会下棋的姑娘”的家，看她是否回家了。真是！她回来了。克莱瑞丝那美丽的小脸，闪着一双明亮迷人的眼睛，在链子锁着半开的门后露面了，纽曼转达了5天前在印度他会见到她那位朋友的问候，然后姑娘才把他请进了她的房间。克莱瑞丝在红十字会捐血刚回来，纽曼请她一起吃饭，她接受了他的邀请。
华盛顿的姑娘太多，她们尽力“使穿军装的士兵过得开心”。不管怎样，他们是这样说的。每天晚上约会一个姑娘很容易。克莱瑞丝甚至让纽曼用她的1940年的德索托牌小轿车和她办公室的另一位年轻的女友外出用晚餐，这个约会还是她给他们安排的。
几天后，纽曼乘火车去芝加哥。大约半夜时分，宪兵来到餐车检查士兵通行证，他当场填写了一张事先签署的三日通行证。为此士兵大为震惊。
在芝加哥，纽曼在城南旅馆找到一间房间，每夜1.5美元。然后，他给芝加哥的一个商人挂电话。这个人是谁他不清楚，他只知道他是弗吉尼亚的朋友。先是一个秘书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秘书接电话，最后才是那位商人——杜安·莫尔索普先生。“啊，是的，年轻人，我听弗吉尼亚谈到过你，明天中午在工联俱乐部的大钟下见面。”当然他不懂得工联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一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白发蓝眼、漂亮的男人，大约45岁至50岁的样子，坐着一辆黑色的长长的高级轿车来了，尽管当时汽油是配给的。此人正是莫尔索普。他拍了拍纽曼的后背，用力地握着他的手，立刻使他感到不那么拘束了。他们的会见很成功，午餐也很丰盛。“把你们最大的牛排端出来”，他对领班说，“这个士兵3年来净吃些水牛肉。”
莫尔普索先生接着又请他吃了两次中饭和两次晚饭，分别在工联俱乐部、芝加哥体育俱乐部、西大使“水泵房”、东大使、然后在芝加哥郊外拉格兰奇他的家。莫尔索普斯先生那时是维尔林钢铁公司总裁，现在仍然是。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美国海军，均在海外服役。一次晚餐，他还请了漂亮的贝蒂·威尔姑娘作陪。她二十岁左右，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侄女。后来又多次应邀出席了工业界知名人士在拉格兰奇他们的家举行的宴会，参加这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晚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在他回华盛顿之前，莫尔索普先生赠送他一打120型照相底片，这在当时是很难搞到的。
回到华盛顿第23街战略情报局的宿舍时，纽曼收到两张在巴尔地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陆军——海军橄榄球义赛门票，座位在最好的中线位置。这票是芝加哥他的那位想得周到的朋友莫尔索普先生送给他的，球票上还写着：“给你和你喜欢的任何一位女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橄榄球赛。他对橄榄球赛的规则一窍不通，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隔几分钟，球员们就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什么，为什么计时钟停下来，为什么球员们老是你压我、我压你滚在一起，这对踢足球长大的他来说，真是难以理解，踢足球是一直向前的。纽曼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吃早点。
每天早晨，当他用早餐时，他要稻米脆片，店员都问：“什么？”他只好把稻米脆片改为玉米片，店员还是听不懂他的发音。
他遇到许多陌生人，当他们知道他在美国没有家时，就邀请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对于他这个敌侨来说，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东道主。1944年的圣诞节期间，他过着一种梦幻般旋风式的生活。从《十七》杂志的编辑先生在公寓里举行的鸡尾酒会，到卡茨基尔周末的滑雪……真是应接不暇。甚至将他在纽约中央公园公寓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从他的收音机中，他听到了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巴斯托尼最后一次反攻受阻的消息，以及在东方另外一条战线上，俄国人以锐不可挡的攻势，突破了德国在波兰许多地区的防线，并逼近了他的家乡法兰克福的奥德河——柏林的最后一道防线。
往后几个月里，他曾多次见到下象棋的姑娘。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在华盛顿的磐石公园里骑马，她像他一样喜欢狗，并非常幽默。她那辆1940年的德索托小轿车，由于汽油缺少并没怎么用它。因为他能领到30加仑的汽油，对于她来说，他成了一个有用处的人。那时，每个休假的美国军人，不管他是否有车，每天都配给一加仑汽油。
1945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约克莱瑞丝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游览动物园，吃热狗。他们在纽约歌剧院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想买晚场票。
当售票窗口挂出“售毕”的牌子时，他们的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排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先生问他在海外是否参加过作战，当他听他说“参加过”时，执意要送他们两张正厅前排座位的票（他原打算兑换两张其他场次的票并拒绝收他的票钱）。还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华尔街一带游览，一位年老的爱尔兰巡逻警察，邀请他到证券交易所，并尽力为他解释那里的人为什么都狂喊乱叫，手臂挥舞不停。
感谢有了陈纳德将军和弗吉尼亚的介绍，纽曼结识了许多工业界和军界以外的著名人士，如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先生，他是前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他邀请他在他的议事厅用午餐，他还自豪地把他在国民自卫队装甲师服役时剪贴册拿给他看，在那里，他还是位上校呢？
在最高法院下午开庭之前，他把他介绍给其他8位法官，并邀请他旁听法院的一次审案。那天下午，他接受了邀请，并且听了一则诉讼，是联合果品公司对南方铁路局的起诉，有关因火车延误而导致香蕉在转运中受损一案。那天晚上，克莱瑞丝问纽曼：“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同墨菲法官共进午餐，她肯定那是他在和她开玩笑。由另一位战时的朋友介绍，他又结识了托内特·巴奇尔德小姐，她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她邀请他以及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她雅致的“乔治城”公寓里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铺张一下，到古典式的雷利旅馆的餐厅共用一顿节日式的盛宴。招待他们的服务员指着舞池那边的一个餐桌说：“那位先生荣幸地邀请您和您的女朋友作为他的客人。”说实在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和水手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好，尤其对那些刚从海外回来的。因为他们军服上佩戴着色彩鲜艳的勋章，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6周之后，纽曼如约前去拜见杜诺万将军。他告诉他一个糟糕的消息，尽管国防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陈纳德将军建议的那样成为一名美国军官，因为他毕竟是来自敌国的侨民，而不是来自中立国家的或参战友邦。事实上，国务院已私下向战略情报局表示，既无护照又无入境签证，他在美国已属非法。杜诺万将军说，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不过他表示他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荒谬的僵局，“即使需要把它提交给国会，我也会处理妥当”。纽曼没有重视这种想法，因为在中国时，他们负责军需的军士，当你要多领一双袜子时，就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他感到失望但他也必须面对现实。他给陈纳德将军写了封信，请求他调他回中国，尽管杜诺万将军认为他有相当丰富的“海外服务经验”，完全有资格留在美国。他觉得他不应该在美国沉湎于每天只想着和这个姑娘一起骑马或与那个姑娘共进晚餐的享乐之中，他告诉杜诺万将军，他宁愿在美国当个上尉。
1945年3月，陈纳德将军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赶回中国”，并向他的总部报到。
1945年4月，克莱瑞丝驱车将纽曼送到了联邦火车站，是道谢和告别的时候了，他俩商定，她把他送到火车站分手后，谁也不要回头看，他提着沉重的行李袋走过了月上的旋门。在他所接触的姑娘中，他最喜欢的是克莱瑞丝。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喉咙哽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