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西行终于开始了。
他们把500美元的旅行支票好好地藏了起来。纽曼还存着战时小型塑料圆边OSS罗盘（有紧急情况时可吞咽下去，曾经有一人吞下去，过了24小时，又随着大便排了出来），此刻尚用不着它。第一段路从曼谷到缅甸仰光，沿一条废弃的单轨铁路朝正西走。离开曼谷才几里，他们已开始尝到今后几周要吃的苦头了。道路泥泞，未铺路面的路上，红色的烂泥粘在轮胎和鞋上，足有一寸厚。偶尔会碰到一辆开到曼谷去的大卡车，车上挤满了当地人，有的甚至坐在车顶篷上，用手抓住顶篷的行李架栏杆，真是惊险万分。
他们的油箱满满的，威利车发动机的声音正常，始终是四轮驱动，每小时连滚带爬也只能走10里路。穿过房屋东倒西歪的村庄，经过保养良好的漆有红色和金色的泰国寺庙。人们向他们微笑，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2个小时后，一只锈蚀了的长钉子把他们的轮胎扎破了。这是以后许多次“泄气”的头一遭。它扎透了左前轮的内、外胎。随着行程里数增加，“泄气”也越来越惊险，轮胎问题可能成为他们被迫放弃“开车回家”计划的一个主要理由。
由于他们不致妨碍交通，（当时只偶尔有一辆客车经过，赤脚的孩子牵着水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又在漫无边际中逝去。或一只干活的大象，后腿上用链子拖着一根麻栗树树干，这是“公路”上所能仅见的活动。）他们决定就地补胎，而不动用备用轮胎。卸下泄气的轮胎可真够费劲，使了很大力气才把轮胎卸下来。无论是这一次，或是以后的许多次，他们都找不到一块比较坚实的地面，放置千斤顶以便把满载而且非常沉重的车顶起来。纽曼把车轮的五个螺丝拧松了几圈，把千斤顶放在吉普车底盘下，企图使它离地一定高度，然后才能把轮胎卸下来。但未铺筑的道路加上沉重的吉普车，使高高的千斤顶不断地下陷，而且越陷越深，而不是把吉普车抬起来，一直到千斤顶陷到路面下几寸深，顶到较硬的地基，才算有了着落。
二次大战期间的内胎质量欠佳，刚研制出来的合成橡胶材料会不断地伸展。由于支撑沉重的吉普车使轮胎受热，内胎越胀越大。当纽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内胎拉出来后，却找不到一个水盆把打了气的内胎放进去以便顺着气泡找到漏气的部位。旅途开始时补胎还不太困难，但随着轮胎逐渐不规则地鼓胀变形，情况愈来愈糟。几个月工夫，内胎尺寸胀大了30％，从很小的穿孔，演变成圆周一尺长的裂口。小孔或裂缝补好以后，还需把内胎塞进钳住胎毂的外胎里，但是胀大的内胎已是永久的变形，这几乎是无法办到的事。轮胎补好后全都得人工打气，他统计了一下，每次补胎都要打上200下才能打足气，补一次胎要1～2小时。
后来，他索性利用晚间在克莱瑞丝用仅有的一只锅烧饭的空隙时间补胎，白天暂时换个轮胎，使能继续行驶。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一座茂密丛林中的村庄，从路程表上看应该是湄南河畔的康查纳伯瑞。村民们看着他们和西普斯，然后指引他们去一处装修漂亮的草顶房屋的院落，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个会说德语的暹罗人。暹罗人请他们在他家过夜。为了客人安全，他在院子中间地面上烧起一堆火，使野兽不敢接近。他们的这位主人是战前泰国驻柏林大使的儿子，他负责管理盟国的烈士公墓，这些坟墓里埋葬的是前日本集中营里的战俘，几千个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在这里受到惨无人道的待遇，三千多人葬身于此。战俘们被迫修建一座横跨湄南河的铁路桥，但这座桥在通行后不久又被战俘们破坏了。倘若这桥还在的话，他们可以直接开到仰光 （现在你也许猜着，这个充满悲剧而又美丽的村庄，正是著名的 电影《桂河大桥》所描述的地方）。他们看到这里战俘的墓地维护得很好，十字架才刷上白漆，年轻漂亮的暹罗姑娘在每个坟墓周围种上鲜花。
1967年越战期间，纽曼曾重返此地，其时，木制红十字架已被迁走，代之以大钢牌注明这里曾有些什么情况发生。
主人想不出有什么公路和能使他们和吉普车渡过宽阔而湍急的湄南河，或哪条路能通仰光。他建议他们返回曼谷，重整旗鼓，不是往西而是往北，穿过整个泰国，在滇缅公路的起点附近进入缅甸，然后朝西到曼德勒，把仰光撇开。然后从那里往北到印度。看来他是广见博闻的，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返回曼谷后又住进欧罗马旅馆。吃了几顿好饭，灌满油箱，买了更多的补胎胶皮，和两段沉重的二次大战中飞机着陆用钢席，打算遇到泥泞时放到车轮下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蠢主意，他们实际需要四块板，两块垫在吉普车下面。另两块放到轮子前面。但四块板又的确太重，“瘦马”上也无处可放这四块沉重的钢板。两块已够瞧的了。将它们安到吉普车的侧面，把车门也堵住了。他们去交通部，设法弄到最新的道路状况，重填了泰国的出境签证，然后向北开往旧都阿优赛，再到呵叻、廊开和清迈。
在泰国无论开车或步行到哪儿，西普斯总是呆呆地东张西望，好像是刚从月球上下来的傻瓜。到目前为止，每到一处，他们车右侧的美国旗招来的都是羡慕和尊敬。纵贯泰国花了2周时间，大约500英里。只有在能望得见城镇的地方才有铺好的路，穿过城市后约一英里左右，路况就又变坏了。他们在浓密的3到4尺深的草丛中，或在泥泞中行驶，路有时被没有桥的溪流截断。他们学会了在丛林中生活，记住走过的路以备返回行驶，这种事发生过几次。他们还学会了遇到人时如何打招呼。
那些人对西普斯怕得要命，但对一只大象却无所畏惧。沿路碰到的泰国人是最友善并最热心帮助人的民族，可是，他们只能靠打手势来通话。
每到一处，当地人总是双手合十欢迎他们，并请他们做客。泰国人住在麻栗树搭的带凉台的房子里，房子建筑在一些12尺高的柱子上，以防蛇和野兽。当地人劝他们尽量多吃而拒绝任何报酬。并给他们香蕉、其他水果和蔬菜，而且总是伴随着微笑和流露出真诚的友谊。有一次，一个村里的屠户硬要他们从他刚宰的猪上随便挑选任何部位的一块肉，猪从中间劈开，倒挂在村子广场中的四根柱子上。
一群和尚剃着光头，身穿深黄色的袈裟，竟然砍掉了通往他们庭院的又长又窄的桥上一边的木栏杆，因为两侧栏杆恰比他们满载的吉普车窄几寸。每当村民们听到“瘦马”陷入泥泞或浅河床时的呻吟和加油的声音时，便从密林中走出。妇女们初次见到他们时总是把孩子藏到她们的长裙下面。经过最初羞怯的邂逅后，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来帮他们推、拉、抬，使吉普车能爬过泥坑、矮丛林或被倒下来的树堵住的道路。尽管他们有许多机会偷他们的东西，却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倘若他不在泰国人家里过夜，睡在他们高离地面木屋的地板上，他们就在吉普车旁边，把油布拴在树上搭帐篷露宿。西普斯的皮带则放长些。睡在带蚊帐的海军行军床上，他们常听到野兽出没在近处的灌木林的声响，它们可能对他们和西普斯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和气味，就像他们对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一样的感到惊恐和不安。
有一点应当承认，有许多次他们很后悔不该进行这次旅行，特别是车子陷入泥坑一筹莫展时，眼巴巴地望着洛克希德的大型星式客机从头顶上空平稳地飞掠而过，就不禁想起那空调的客舱、柔软的座椅、女空服员殷勤的伺候等。可是回过头来想，就他们所知，尚没有任何人曾经仅靠一辆车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的心情又激励他们去继续奋斗 （据说数年前，英国劳斯莱斯工厂的一个由3辆小汽车和1辆满载后勤物资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曾经从伦敦开到仰光）。有2次1天只能开1/5英里，当地居民赶做了竹筏把吉普渡过宽阔的河流。
遇到无人帮助他们把“瘦马”从深的泥沟中推出，或它在烂泥中一直陷到车底盘时，他们只好把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以减轻车的重量，把箱子和油桶向前扛几百尺，直到有坚实的地面。克莱瑞丝或他用四轮驱动慢慢地开着空车，另一个人在后面推，可是过了几百尺后又再次陷入另一个泥坑。
在泰国北部他们穿出了丛林，到达了一个小城市——廊开，它靠近南北贯穿全国的单线铁路末端，每天有一列货车开过，火车时常停下来以便让农夫及他们的货物上下。他们从自由市场上买了半打鸡蛋，克莱瑞丝用一片香蕉叶子捧着，牵西普斯的皮带套在她的手腕上，忽然，火车长吹了声哨，同他们平时吹的紧急哨音一模一样，西普斯像闪电般地窜起来。鸡蛋从香蕉叶子上滚了下来，克莱瑞丝也被绊倒了……
当他们大约还有10英里就可以离开泰国的密林进入缅甸时，当地人把他们带到一座被高大树木环绕的、修建得十分漂亮的英国式小别墅去，这个别墅有两层楼，二楼四周是镂空的麻栗木走廊。好生奇怪！在那儿，竟住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和他的仆人们。他是一家英美烟草公司的特区经理，派来这长住2年。年轻人来自伦敦，自然喜欢看到欧洲人或美国人的面孔，他对他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叫仆人替克莱瑞丝准备热水，让她洗澡。晚餐点上蜡烛，每个人的盘子旁边都有一个银的洗指钵，玫瑰花瓣漂在水面上。别墅备有设备，他们从主人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BBC的新闻。客房里有电灯，甚至还有一台电风扇。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在泰、缅之间，丛林与烟叶田围绕的蛮荒地境内吃饭与休息，当晚他们在真正的床上度过。那位年轻的英国人劝他们在他那儿住一段时间，等一帮有组织的匪徒们过去后再说。这帮匪徒打算抢劫一年一度从泰国到缅甸的丝绸商队。他告诉他们“年年如此”。但他们决定继续向前，因为进展情况比他们预计的要慢，主要的还是担心阿富汗多雪的冬天。
他们并不十分相信那位烟草先生关于土匪的故事，因为他们同他在一起时，这位种植园的经理正喝着一种比茶更强烈的饮料。一直走到第二天黄昏，刚进入缅甸几英里处，他们真的同匪徒遭遇上了，此刻除了保持镇静之外别无他法。他们把帆布搭在吉普车与树中间，紧靠着匪徒已搭起的帐篷旁边。匪徒至少有100人，包括戴着银首饰的妇女。这伙土匪一半穿着英国军服，一半穿着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携带美式步枪，围坐在“营火”旁，小马在黑暗中吃草，匪徒有几个中国厨子。邀请他们一同去吃美味的鸡肉晚饭的人看来是个头儿，他能说点英文，他们的交谈是友好的，但并非轻松愉快。9点光景，他们向匪徒告辞回到吊铺去睡觉，祈望第二天凌晨醒后“瘦马”仍在旁边，而且没有人的喉咙被割断。
他们早上醒来时，发现土匪们的帐篷已不见了，人也销声匿迹了，静悄悄地，连点垃圾的痕迹都没留下，只有吉普车的挂钩上放一个大蛋糕。西普斯为什么叫都不叫呢？他们可真捉摸不透，可能它像他们一样也疲劳不堪了。收拾泄气的轮胎已成为最伤脑筋而且吃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汽车超载和路况差，内胎变得很热，使得旧补钉的胶变脆，而补钉的脆弱性又带来额外地跑气。除了找漏气洞孔的麻烦和在高度潮湿的天气用手给每个轮胎打气的艰苦操劳之外，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发生了。从气筒到内气门之间18寸长的小橡皮管，是二次大战时的产物，已经老化了，纽曼不得不把有裂口的管子剪掉，一次次裂开，一次次剪短，一直到管子短到气筒放不到轮胎旁边的地面上，只好把气筒放到轮子上，离气门仅四五寸远。庆幸的是最后一段管子终于保留下来了。克莱瑞丝拿两把钳子夹住管子两头。他把剩下的胶布都缠到已经裂开的橡皮管上。
为使四个轮子能平均分担重量，以免轮胎的温度升高，他们不得不经常用四轮驱动来开“瘦马”。然而西普斯在传动轴上面的板子上却坐不住了，直发抖，纽曼在它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叫它坐下来，因为它妨碍了开车时胳膊自由活动。于是可怜的小狗屈膝俯下，浑身发抖……
直到当他看见它的座位下面冒出一缕青烟，才知道传动轴发烫了，他们赶快把排挡换到正常的两轮驱动位置。而且像意料中的提高了后轮胎的损坏率。正如他所预料到的，在曼德勒他们看到不少战争中废弃吉普车，但无一可用。他只好在离合器上加点润滑油，仍旧开着那辆“变速器在我俩之间唱歌”的车。为了使西普斯能舒适些，他们给它加了一个垫子。
直到开了2 000英里以后，他们才换了另一副传动轴。
在缅甸的许多路段，他们缓慢行驶在1942年到1943年间日军修筑的坑洼不平、上下起伏的山路上。他们之中的一个把吉普车换到四轮驱动的“低一低”档，车速每小时1.25英里。另一个带着西普斯在“瘦马”
前面步行，舒展一下筋骨，然后等待……他们从不把发动车开到快档。
每天晚上，纽曼都要把前后减震系统的螺栓和螺帽重新拧紧。如此细心的维护，使他们从令人惊异的可靠性中得到了回报。
在曼德勒停了几天，他们得到新鲜的食品，并在一个学校的校舍里，与从灾难中逃脱的美国和德国传教士们住在一起。然后他们离开曼德勒朝缅甸北部边境外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方向开去，所有横跨宽阔的伊洛瓦底江和钦德文河的桥梁，已全部被撤退后的日本人炸掉，还尚未修复。
他们找到几个留下来准备把政权移交给缅甸的英国官员，他们答应免费给他们提供一艘驳船放置“瘦马”，由拖轮拖过去。先由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然后在湍急的钦德文河上逆流北上，到印度边境的英帕尔——
漫长而曲折山路的起点。6英里的水上航程却花了他们六天时间。纽曼得空把“瘦马”做了彻底的保养，更换了机油，到处润滑一番。甚至为克莱瑞丝的一双鞋削好并钉上后跟。缅甸船员给他们吃从河上捕来的鱼，夜间在村旁停泊时，他们能得到大米、鸡蛋和水果。在曼德勒以北，他们发现了一个母系氏族，妇女做重体力劳动，管理商店、抽雪茄，男人则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烧饭，其余的时间就尽量懒散着。
他们开车经过时，正是英国统治缅甸的最后几个月，路边的宾馆都已空空如也，除了床架，一点家具也不剩了。满是尘土，不干不净，其污秽的程度是与日俱增。这些木造平房小旅馆被称做“达喀斯”，属旧政府所有，为过往的官员提供住宿。他们只随便把车停在其中一座的门前，横竖都是一样，没有人住，门都没上锁，没有窗户玻璃，没有灯，没有厕所，但总算头上有块天花板。他们在太阳升起前30分钟从睡袋里钻出来。在晚饭吃完后或最后一个胎补完，即刻“上床”睡觉。在附近有个装有水泵的水井，他们可以洗洗，纽曼也能刮个脸。
英帕尔之后的关口叫科伊玛关，到处仍散落着日本轻型坦克和英国大炮的残骸。关口顶部的树桩上钉了一块木板，上面写道：“在科伊玛——1944年——日本对印度的入侵被阻挡。”3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疲惫不堪的日军，在归顺的几个团的印军支持下，同英军和仍然忠于英军的印军展开战斗。进攻的日军躲在一群被驱赶或志愿的妇女后面，保护日军不受英军射击，从打得光秃秃的树桩上看到当时战斗激烈的程度。它持续了一周多，直到日本人粮尽弹绝。日本人从仰光到科伊玛漫长的供应线，时常被英国和美国的滑翔机部队切断。在英明的英国将军德·温格特指挥下，这支部队在日本的防线后面从天而降；他手下还有一些著名的美国军官，像约翰·艾利森，1942年他在中国曾首次试飞“我的”零式飞机。
一英里接一英里，一天接着一天，一次泄气接着一次泄气 （轮胎泄 气）。纽曼起初向西北开，然后折向正西。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灌满砂子的汽油桶上插上了一块牌子，标明：“印度边界检查站”，在他们的汽车证件和美国旅行护照上都盖了戳子。他们被告知几周前印度已开始对汽油实行配给，须到为数不多的人工油泵站用油票兑换，油票由区长办公室配发（他们对印度行政区划分毫无所知），油价是美金一英制加仑 （比美制加仑约多百分之二十）。通过了大型茶园他们到了一英里 宽的布拉玛普特拉河边，一条由烧木材的驳轮推动的大型驳船，让他们在高哈蒂渡口过江。沿柏油路继续向北到西里归瑞，在那里饱览了世界上最高峰之一，海拔28 146英尺的堪钦仲嘎山以及圣母峰的风光。进入西藏境内60英里后，又折向西南走了几百里较好的路直到恒河。在那里，人的尸体顺流而下，仍然像纽曼1939年所见到的一样。
宽阔的恒河没有公路桥可过，只有1英里半的双轨铁路桥横跨两岸。
他们这岸的一位印度军官不同意他们通过铁路枕木开过去，他要求他们把吉普车装到铁路平板车上过桥，这将耗费起码一天时间。经过他们的说服，向他出示了护照“批准”页上乔治·马歇尔的签字。该官员说：
“马歇尔将军签署了你们的护照，这就够了，我替你们‘暂停’铁路交 通。”当他们确信两边的交通都已“停下”之后，便开始通过。
那位官员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 （也是他们故意让他如此相信），以 为克莱瑞丝和纽曼都是美国官方代表。这是怎么产生的呢？除了他们的护照上印有乔治·马歇尔的亲笔签名外 （他那时任国务卿，其实每本护照都是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显示了一下驻曼谷的美国大使馆给美国驻新德里使馆的一封封好的信。实际上，这是一位女秘书写给她驻在印度的朋友的。克莱瑞丝同纽曼全都穿着卡其军服，这一切使这位官员确信他们在执行官方任务。吉普车同他们三个在千根枕木上好一顿颠簸，终于到达彼岸。在那里，他们默默地向这位印度官员致谢。
在平坦而有树阴的公路上又轻松地开了几百英里，偶尔会碰到卡车或成群的骆驼。他们路过一个小村庄，那里养了大批的两三尺高猴子，有一只向西普斯挑战，抓它的鼻子并揪下来一撮毛。这些活泼的动物待在波纹状的屋顶上、树上和马路上，自由自在。
他们终于到达北印度中部，克莱瑞丝有机会拜访了亚格拉城瑰丽非凡的泰姬·玛哈陵，纽曼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那里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140英里。他们还去了美国使馆，并很高兴地接受50加仑汽油的慷慨赠予。
新德里旁边的老德里有个旧车市场，纽曼去寻找一个用过的吉普车齿轮，他们的已经无法再用了。花了10美元买了一整套二手货，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新德里他们住的旅馆前面，他一个人辛苦奋斗了两天，拆下车上的并换上这副带前轮驱动的沉重的齿轮箱。一试车，真走运，居然买到了一副好的。
一个合众社的记者，对他们做了采访。起初他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从曼谷开车来的。他告诉他们，新德里西北250英里处，印度教与回教已开始内战。这正是他们要去的方向。他描述纽曼一家和他们的吉普车抵达印度的文章，后来曾在很多美国报纸上刊出，这也是克莱瑞丝父母很久以来第一次得到他们女儿的音信。当他们去古要塞白沙瓦的途中，到达拉合尔和阿姆利柴时，把印度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计划已成为事实。他们打算经白沙瓦到阿富汗去，200万难民（有印度教徒东迁，有回教徒西移）堵塞了道路，被杀死的印度人躺在拉合尔近处公路的两侧。
在新德里的一个美国官员也警告他们，试图越过已形成的战线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的士兵都在各自的战壕里，想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极其危险。他说，就是美国官员也无法从各自宣布成立的国家进入另一国去，但他们仍照走不误。
事实证明他们的消息是正确的，可是克莱瑞丝和纽曼，还有“西普斯”先生越过了战壕。美国人没有想到纽曼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照相机，在有刺的铁丝网旁，纽曼提议给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们照个相，双方都接受了。于是休战15分钟，刺网路障被搬开，全副武装的官兵从战壕里涌出来。为了好玩，纽曼劝双方在一起摆好姿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士兵们，各自穿着他们独特的军服，并按他们自己的标准立正站齐。
他们谢过了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被打坏的路上颠簸着经过白沙瓦和以风大著称的开的尔峡谷——从东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惟一通道，向阿富汗前进。
他们碰上了一个大约一千余游牧人的部落一年一度的大搬迁，他们赶着羊群和骆驼，孩子们骑在骆驼上，鸡拴在驼鞍旁。领队的头头儿能说两句英语，他告诉他们他有3个老婆 （都跟他在一起）和16个儿子，至于多少女儿，他也搞不清楚了。正如在旧中国一样，头一次婚姻是遵“父母之命”而完成的，这样的结局未必圆满。年轻的新郎只有在婚礼之后，才能看到新娘长得如何，所以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有一回一位新娘被揭开面纱，第一次面向夫君，并问他还能让谁看她的面孔，丈夫答到：“谁都行，只是别让我再看到你。”
进入风谷后，地势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冷，沿山有德国在战前修了一半的铁路和山洞。接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前，在未铺筑的路上遇着第一场雪。又碰到爱达荷州波伊西城一家建筑公司莫瑞桑——建筑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
1947年，阿富汗惟一的一条柏油路在皇宫前面。守卫的士兵身穿德国军装，阿曼努国王，德国的崇拜者，于1926年加冕。他因为力图把这个落后的回教国家推向20世纪的步伐过快，而在1929年被罢黜。如他曾禁止妇女躲在幔帐后面（即不许带面纱）。
在喀布尔，他们在美国武官那里度过了一天，在他家甜甜地睡了一晚。了解前面的道路和气候情况后，他们买了新鲜食品，获得了所需的汽油，在“瘦马”上装了阿富汗的主食葡萄干和坚果，并弄清楚了顺路要到达的下一个地方莫瑞桑——纽得森营地。离开喀布尔后，折向南方环山而行，没有标示的道路，也没有任何方向标志。地面上的雪冻得硬梆梆的，一片荒芜，偶尔看到一根没有线的电线杆或古老的土城堡，这才使纽曼放心些，至少大方向没有错。这里原有的长毛羊现在已迁到南方。他和克莱瑞丝交换了一件羊毛短大衣，她患了疟疾，可能是2个月前在泰国时被蚊子叮咬后传染上的，天气一冷就发作了。千里之内无处觅医生，而且也没有准备“奎宁”或“疟涤本”药片（治疟疾的特效药）。
他只好一天化三次雪给她冲碗“利普登”鸡汤面，这还是他们在香港时买的，他用羹匙喂她，并祈祷上苍让她早日康复。克莱瑞丝蜷缩在睡袋里，纽曼用吉普车的安全带把睡袋拴在座位上，西普斯趴在克莱瑞丝的膝盖旁，用体温来暖和她。
他们对散热器内的防冻液能起多大作用，始终不敢太确定。有天晚上特别冷，他们不敢关掉吉普车的发动机，就让它以慢车状态不停地转了一晚。当晚在阿富汗的“宾馆”休息（其实就10间土房，没有任何家具，没有电灯、洗澡间或饮用的水，只不过是一个可遮蔽风雪的棚子而已）。他们开过坎大哈的主要街道，两边是土平房和无门的小店，见不到什么人，再往前200英里就是莫瑞桑——纽得森的冬季营地。他们代交了由喀布尔美国大使馆转递的信。营地人员美国的测量员和建筑工人，有的带着夫人和孩子，集中住在5座活动结构能御寒的楼房里，他们要在那里避4个月的寒，因为带来了信，纽曼受到了特别欢迎。那天晚上，他们为纽曼准备了美国式晚餐，这之后，纽曼三口子（当然包括“西普斯先生”）由于吃过了量，竟都生了病。在向他们告别之前，经 理把他们的油箱灌满，还给了他们一卷十分需要的补胎材料。
5天后，纽曼夫妇开进阿富汗西部边陲的赫拉特，高据伊朗之上，天气已不那么冷，大雪覆盖的地上已露出一块块褐色的土地。克莱瑞丝的疟疾有了好转。但每36小时还要发一次抖。“瘦马”表现一直不错，最近1800英里，轮胎一次也没有泄气过，真该谢天谢地！纽曼的双手冻得僵硬，如果轮胎真泄了气，恐怕他也无能为力。这种天气，他们不得不把衣服都穿上，还戴上两副手套。吉普车两侧屏蔽全拉下来。封得很紧，排气管弯过来温暖了他们的膝盖……但仍感到冷。每天走100到150英里。白天趁着天亮开9个小时，晚上同阿富汗人、他们的山羊、绵羊睡在土房里，土房就像爱斯基摩人的冰房子一样。只要一想到在“西方地平线之下”能见到阳光和温暖，就使他尽可能地快赶。从阿富汗到伊朗，下坡开15英里，穿过无人区，便进入了日落之处，他们见到一个带着可坐人的边斗老式哈雷——戴维森公司的摩托车，由人牵着一匹马拉着走，主人开着无动力的摩托车，每小时走2英里。当他们到达很低处的伊朗边界检查站时，天已黑了。端着带刺刀的枪的士兵，看到汽车的灯的光亮便跑来，卫兵们掀开他们放下来的车篷，但西普斯的吠叫使士兵急忙躲开。他们还在阿富汗高原上时就看到了这个特拜特小镇的灰暗灯光。它在伊朗一侧25英里的谷地，他们当时就决定在那里过夜了。他们来访问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了，已沉睡的镇民被两个美国人和一条狗乘吉普车来访一事所激动。镇长邀请他们作为他的客人，然后招呼他已经上床睡觉的朋友。为了表示隆重，他端来一个盘子，中间放块“象牙牌”肥皂，他操着生硬的法语说到：“Palmolive！”（注：他认错了白色的象牙皂说成绿色的棕榄皂）
盛情的宴会持续到深夜，他们三个睡在镇长铺有好几层波斯地毯的餐厅里。当地的小学教师请他们去看看他的教室和学生，但他们没有空暇。雪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再下，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知为什么，以前他们以为整个伊朗都是温暖之乡，但现在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第二天早晨，他们离开特拜特镇，沿着沙子铺的路朝西北开，到苏联和伊朗边境的麦什特镇，它离此地140英里。俄国的感染显而易见：男人裹着厚重的大衣和毯子，坐在商店门口的矮木凳上，吸着水烟袋，在炉火上用铜壶烧水喝。他们在一个像样的加油站里灌满了汽油。再往西500英里，通过冰凉但无雪、像搓衣板样子的路面，德黑兰便展现在眼前了。
整整花了3天的时间才到达德黑兰，从一片荒凉的寸草不生的褐色丘陵地带进入了这座大城市。路边有个路标，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以德黑兰为起点，向西、向南、向北都有公路。这些公路是二次大战期间，为了迅速向俄国供应武器和车辆，由美国工兵部队铺设的。
他们住进了一家真正的旅馆，沉浸在有热水的澡盆中享受。这是自新德里以后的头一次（尽管两层楼只有一个澡盆）。他们泡在热水里，搓掉手上冻结的积垢，洗净破旧的衣服，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何等的奢侈！他们给克莱瑞丝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仍然活着，然后去商店和真正中东风格的低矮顶棚的市场采购物资。不管你买不买东西，都有小男孩用银托架的小玻璃杯给你端出茶来。妇女们蒙着面纱，像他们开车经过的回教国家里的妇女一样。
驻德黑兰的美国领事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们弄到了下一步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那时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实在太糟 （正像 陈纳德将军所预测的那样），虽然阿拉伯官员接待彬彬有礼，但他们被告知德黑兰的阿拉伯联盟已决定暂时不再给任何美国人发签证，包括过境签证，他们的旅行计划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起码有那么几分钟。于是他们决定绕过在火药桶上的中东，改道土耳其，而且也拿到了过境签证。他们改变原始计划向北到伊朗——土耳其边界，经过到埃尔斯伦的一道道的隘口和山路，朝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和以金号角而著称的伊斯坦堡城前进。
纽曼和克莱瑞丝在德黑兰派克旅馆里的一个舒适的暖气旁边坐着，吃着枣子和无花果。西普斯蜷缩在脚边。他们商量着回到美国以后干些什么。1947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此刻他们心照不宣，但两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等到了地中海之后，“瘦马”就算开到尽头了。
尽管纽曼很喜欢西海岸的生活方式，喜爱他以前的工作、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同事们以及西海岸的天气，他们还是决定不回加州。克莱瑞丝在桑塔莫尼卡海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度过的3个月正好是冬天，不是雾就是雨。她主张他在东海岸找个工作。固然大多数的大飞机工厂都设在西部，但是飞机发动机公司，像通用电气、西屋、普拉牡惠特尼和柯蒂斯·怀特公司都坐落在东部。克莱瑞丝知道电器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布瑞芝波特市有一个工厂，制造小型家用电器，因此他们从德黑兰寄了一封航空信给在市市的通用电器公司，请他们向制造喷气发动机的工厂转达他的求职要求。不必急于回答，纽曼写道，因为在回美国工作之前，他还要“补3个月轮胎”，他给了通用公司一个回信的地址。
当他们离开德黑兰温暖而舒适的旅馆时，外面下着大雪。他们再度把车捆绑妥当，用他们已匮乏的资金仔细地选购了罐头食品，葡萄干和干果，向土耳其边境前进。他们没有除霜器也没有自动去雨刷可以刷洗挡风玻璃上积结的冰和雪。路标清楚的高速公路上，除了一辆伊朗陆军的卡车朝着同一个方向行驶以外，他们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尽管4个轮子都装上了链条，“瘦马”仍几次陷在两英尺厚的雪堆里。他后面的军用卡车上有20个友善的伊朗士兵，他们穿着暖和的冬季军装，带着铲雪的铲子，为了帮他们把陷住的吉普车弄出来，开车的速度比应有的慢多了。
当他们到达离土耳其边境不到100英里的大不里士时，天已经黑了，此时正是1947年圣诞之夜。一位警察坐在“瘦马”发动机车盖上，指明他们在哪儿可找到一家旅馆和美国领事馆。热情的小旅馆为他们的到来，铺下了欢迎的地毯。当晚，他们去拜访了美国常驻官员，两位年轻的领事官员正在讨论应订购哪些电动玩具火车的零件，以便在这“远离上帝的地方”有些事干……。两位官员说出了他们正担心的事情，由于20英寸深的雪，向北进入土耳其和安哥拉的惟一的道路正式封闭了。怎么办？要就在大不里士“冬眠”4个月，要就向南穿过整个伊朗，开到波斯湾，或者向正西越过一座高山到伊拉克在摩苏尔的油田。他们还从美国人那里得知大不里士有一个伊拉克领事馆，干嘛明天不去试一试？说不定在如此偏远地方的伊拉克领事，还没有听说阿拉伯联盟禁止为美国旅行者签发过境证明的事。
他们决定试一下运气。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军车面目，他们把“瘦马”
留在旅馆，租了一辆俄式卜马拉敞篷车、到了伊拉克领事馆。这天恰是圣诞节，1947年12月25日，伊拉克的领事亲自来开门。他身着西装，是个和蔼可亲的样子，法语讲得很好，惟一不足是显得有点孤寂。克莱瑞丝用法语向他讲述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旅行的情况，由于大雪堵塞了到土耳其道路，看来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能通行，并想听听他的忠告。这位受到奉承的领事劝他们经伊拉克去欧洲，尽管这样做将会偏离他们的原订计划一千多英里。当他们告诉领事他们是美国人，在他的国家里是否不太安全时，领事倒来劲儿了，坚持说可以给他们提供自大不里士以西200英里的摩苏尔油田到巴格达的伊拉克过境签证，而且分文不收。
推辞再三，盛情难却，他们“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好意，领事在他们的两本护照上签字的过程中，还给他们端来了美味的糖果。他们和他周旋了足足4个小时。在等待护照盖章时，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们担心他在办公室会不会给在德黑兰的上司打个电话。拿到签证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电影院式的暗淡集市去观光，一行行的网状货摊，用油灯照明，缠着头巾的小贩光着脚坐在波斯地毯上，叫卖银器、波斯服装、食品、成匹的毛料……
第二天朝阳初起时，他们向西到乌米亚湖南岸，朝摩苏尔城前进。
领事馆对于最近阿拉伯联盟不再为美国人签发任何过境签证的决定一无所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突破。不过他的“一无所知”更配合了他对如何能在2～3英尺深的雪中，从大不里士开到摩苏尔也毫无常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希望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的通讯联络，慢得足以使他们的吉普车能从容地通过伊拉克边境。
在这次旅程中，“大雪”第四次给他们添了麻烦。乌米亚湖南山区里的雪又大又深，没有任何标记指明道路应在何处，在马哈科德同伊朗当地的司令简单交谈之后，他也成了他们当晚的主人。他们不得不折回到大不里士去，此项决定绝非易事，几乎是整个旅途中最重大的一次。
或者他们所冒的风险太大、除了中途更换轮胎，他们要不停地开车36小时，又到离德黑兰50英里的地方，然后急转，上了惟一的另外一条通往伊朗西南哈马丹市的公路。路上有重型油车通过，把雪压踏实了。天黑之后无人开车。
在他们马拉松似开车的第一阶段进展得还不错，以每小时15至20英里速度，艰难地向前走。但到午夜不久，他们离哈马丹尚有8小时的路程时，他们的吉普车突然开始失去马力。他们面临着自从离开曼谷以来第一次纯属发动机的故障，l分钟之内，发动机完全停止了。刺骨的寒风在呼啸，雪下得很大，他们被困在与伊拉克边境平行的荒芜的札格洛斯山中，足有8 000英尺的标高，一片漆黑，没有动力没有热，路上也没有任何一辆其他的车。
为了生存，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冻死之前，纽曼得让忠实的“瘦马”
再次开动起来。他打开发动机盖，把前灯中的一个转向后面 （原来吉普 车前灯安装在一个绞链上，以便向后照到发动机舱），他用冻僵了的手指卸下了管子接头，检查了燃油泵和通向汽化的燃油管路，然后用手摇柄转动发动机。燃油从松开的接头处流了出来，这样可以肯定毛病是出在汽化器里面了。在冰冷的狂风中，冻僵的手指简直握不住螺丝刀。他卸下了汽化器的油槽盖，松开了几个细微的电线卡子，把它们放在吉普车挡泥板上。在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下，他发现汽化器油槽里有一个小冰球，这是水凝聚的结果，他们有一线希望，但愿这是问题的症结，纽曼取出了冰球，重新装好汽化器。他惊恐地发现那两个小卡子不见了，风把它们吹下了挡泥板，掉进了地上的雪里。这时已是后半夜了，他筋疲力尽，浑身发抖，拼命在松软的雪里找那两个头发夹子那样厚却短得多的小卡子。
纽曼用手电筒照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终于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只好剥开吉普车尾灯，截下一段电线做第二个卡子。奇迹发生了，他把油箱里的冰冷汽油从油管里吸出，并输到打开的汽化器进气口里，很快地再次接通管路。克莱瑞丝把电门打开，纽曼用他所能聚集到的最后一点气力猛转摇柄去起动“瘦马”，……发动机转了！当吉普车再次蹒跚向前时，没有言语能形容那种如释重负的高兴劲儿了。发动机转动得很平稳，排气管开始暖和他们的脚，他们不再发抖了，很快便沿着雪山山脉顺坡而下，开向温暖的伊拉克。纯属走运，他想是……。
为何如此匆忙？他们是不想在大不里士的伊拉克领事有和他在德黑兰的上司联系的机会，告诉他们他已经给美国人和狗批了两个过境签证。这可能会导致伊拉克边境的卫兵阻止他们。他们还不知道领事是察觉他的下属在他们护照上，错误地指定了靠近南边的进入伊拉克边境的通过点，恰是他们现在要利用的地方。边防警卫例行公事地检查了签证，过期的暹罗汽车三联单，以及错的发动机号码等等，显然他们对阿拉伯联盟的决定一无所知，甚至请他们住在警卫室里，他们接受了，并作为伊拉克军方客人逗留了一夜，边防警卫曾警告他们切勿在夜间旅行：“歹徒会杀死你们并抢走你们的吉普车！”
1947年12月31日，他们渡过了巴格达城外的底格里斯河，住进了赛米瑞米丝旅馆。他们在酒吧里喝了点酒来庆祝新年，但实在太累了，无心去参加庆祝活动。
1948年的第二天，他们驱车离开既定路线200英里，去踏寻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们敬仰这些“砖块”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著名的浮雕。
棕榈树，明媚阳光，繁花似锦……多好的新年开端！“瘦马”飞跃过幼发拉底河上的桥梁，向800英里的哈希姆约旦王国前进。他们在巴格达时已经申请到了签证，还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但没有去申请穿过巴勒斯坦的英国过境签证。
从这里到埃马佛瑞克是几百英里的单线柏油马路，松软、发热的沙丘一个接一个，就像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那部电影中一样，一直延伸到目光所及的尽头。阿拉伯美国公司带着方格头饰的工人，正在铺设经埃马佛瑞克到巴勒斯坦海法的一条大输油管道。在那个沙漠的城市，他们不得不选择是向北开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还是向南到约旦的首都安曼。他们把“瘦马”的速度增到每小时25英里，顿时觉得像在飞一样。
仍然是每两小时轮换一次前轮驱动，他们拉出手动油门杆。把挡风玻璃推倒向前，沐浴在暖风之中。威利发动机工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在3个加油站驻足，无例外地被邀请住在美国经理设在棕榈树绿洲之中、带游泳池和空调的客房里。
他们又生活在西方世界里了。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已被甩在身后。
在暹罗和缅甸奋力穿过丛林的艰苦，在阿富汗和伊朗的冰冻天气里的挣扎，似乎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的体重大大减轻，过去的几个月中，过着地球上最原始的生活，现在感到像百万富翁一样。西普斯仍和他们吃的一样，水果、香蕉甚至还有桔子。每当他们短暂地停下来替换开车的时候，它都跳出去寻找更好一点的食物，但哨子一吹就回来了，跳到它在变速器上的座位上，而且肯定的在想“等一会又会碰到什么”？
在穿过约旦的路上，他们跟上一辆满载着阿拉伯人的卡车，他们挥舞着黑色的旗子和步枪，还举着标语牌，写着“巴勒斯坦志愿军”和“犹太人必死”。在安曼城外能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地方，他们被阿拉伯军团士兵所设的路障挡住了。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国装备并且由英国将军拉布·帕沙指挥的为数不多的约旦部队。带有红白方格头饰的阿拉伯士兵，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签证。有三次他们被问到是否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回答：“不，去安曼的美国领事馆。”
他们说了一声“好了”，便让他们过去了。
在安曼的市中心，他们到邮局询问美国领事馆在哪儿，那里的人告诉他们美国从来没有承认约旦，因此在这里没有设领事馆……，这使他们目瞪口呆。怎公办呢？流言在中东散布得很快，一群不友好的人已聚集在吉普车的周围，约旦人向“瘦马”逼近，流露出一种敌对的神情。
他们坚定而有礼貌地通过了人群，并住进了埃拉什德旅馆——安曼中心惟一的旅馆。纽曼还理了个发，当理发师拿起一把10寸长的剃刀刮他的脖子时，他真是提心吊胆。他们担心吉普车和车里面的东西，旅馆经理劝他们雇个人看着东西，他们这样做了。
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迅速通过阿伦比桥，跨越介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历史性的约旦河。边境离这里有20英里，地势低于安曼3 620英尺，海平面以下627英尺！没有英国签证，他们仍希望能够设法靠“说服的力量”来渡过阿伦比桥，他们从旅馆里出来假装先向回走，朝玛弗里格主方向开（来愚弄敌意的人们），然后猛然将“瘦马”调转180度，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穿过安曼城，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向巴勒斯坦边境开去。
出了那个城市之后是多么欣慰呀！那是一个晴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安曼鸟瞰约旦盆地和死海，以及远处的侏定山，一切是那样的美丽。弯曲的道路经过一块写着“进入海平面以下”牌子，附近另有一块石牌，上面记载着摩西在那里打去岩石，而水是从那里流出来！又过了1英里，他们接近了约旦河，狭窄的、奇妙的小溪在柳树之间流着，当他们最终看到阿伦比桥时，他们想已大功告成。但是，意外的事情毁灭了他们梦想的美景，那儿没有他们可能说服而让他们通过的卫兵。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人已在他们和沿此路向前300码的英国边防警察之间，设置了两个路障。除非冲过约旦卫兵和带刺的铁丝网路障，别无他法。倘若成功则一切如意，倘若不成功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他们要做出的另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惟一现实的方案是返回敌对的安曼，尽快找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并请求保护。
“瘦马”毫无疑问地爬回了安曼。他们第二次匆匆驶过市中心，碰到几次红灯，后面跟着的人群呼喊着反美口号。他们找到了皇家空军的兵营，那里的卫兵一看到他们的吉普车盖板上的皇家空军徽章，就掀起了拦门的杆子，然后又迅速地放下，把跟着来的人群拦开。皇家空军司令道森少将邀请他们住在空军基地的家里，直到他们把情况搞清楚为止，他们同他以及他可爱的妻子商议如何离开安曼到巴勒斯坦去，这时候西普斯已待在皇家空军的厨房里，并把那儿当成了它的总部。道森少将建议把“瘦马”丢在安曼，由他派一架皇家空军飞机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但他们犹豫不决，他们不愿把“瘦马”——他们忠实的吉普车就这样扔掉。他们随后同意由空军少将飞往巴勒斯坦首都，给他们拿到英国过境签证。然后他将为他们提供一支武装的卫队，帮他们通过阿伦比桥去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
4天之后，一辆装甲车打头阵，他们的吉普车由一名皇家空军的中士开着夹在中间，一辆运兵车载着英国士兵为他们殿后，离开了在安曼的皇家空军兵营，向巴勒斯坦开去。约旦人迅速地移开阿伦比桥的路障，两边的边防卫兵都行礼致敬，毫无检查就让他们的小车队闯过去了。阿拉伯人设在巴勒斯坦东半部的路障没有人值班，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犹 太人在安息日是不会去开车的）。几小时后，他们就进入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了，到了在国际区的美国领事馆门前。
那时，美国领事罗伯茨已从耶路撒冷的英国行政官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情况。他在领事馆门前等着他们，给予了友好同胞最真诚的欢迎（他们后来听说几周之后，他被阿拉伯的狙击手从领事馆对面的墓地后射出的子弹击中而死）。罗伯茨警告他们不要去尝试从3 000英尺高的耶路撒冷向下到海平面的特立维夫去，因为在那65英里长的高速公路上，靠近巴布峡谷后有一段狭窄地带，公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这一带是阿拉伯狙击手出没之处。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英国人正忙于控制从地中海到耶路撒冷的惟一路线。他们置领事馆的忠告于不顾，几天以后又启程了，雄心勃勃地要闯一下耶路撒冷和特立维夫中间、巴布峡谷城外的任何阿拉伯人所设路障。还没有到那么远，出城后仅10英里，他们就遭到了伏击者的射击。一个0.30口径的子弹砰的一声打中了“瘦马”，在最后一个备用油桶后几英寸处，弹头掉到旅行打字机盒里，谁也说不上开枪的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英国人，纽曼急速地调转车头，以“瘦马”爬坡最快速度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既然已经安全地开车穿过了整个亚洲，在这多彩多姿旅行的最后时刻，如果被人杀了那可太不值得了。可以就此止步了，他们都这样认为。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在邮报上登了一则广告，2天之后就把吉普车卖给了美国波太施公司，恰好卖到10 000英里之前在香港买车和装轮船所付一样多的钱。
他们在环球公司飞巴黎的下一班飞机上订了2个座位，飞机4天后将从孟买飞来，然后他们上了3辆带装甲的汽车队。为了给6个带轮胎的备用轮子腾地方，车上座位都拆下来了，以便正常通过路障运行，到达特拉维夫。此行绝非一帆风顺，车队在巴布峡谷遭到了袭击，一次短暂的战斗是用锯掉枪柄的布朗式轻机关枪和手榴弹展开的。年轻的犹太姑娘把武器藏在她们裙子下面或从宪兵那里弄到的外套里。犹太男人从他们所乘的那辆铁甲车后窗户向外开枪 （姑娘们藏武器是因为英国巡逻 兵不搜查她们）。阿拉伯人用冲锋枪在他们通过拉莫拉赫之前打瘪了每辆车的6个轮胎，他们中有一个乘客的脖子被擦伤了，幸好人不会致命。
汽车驾驶员们一刻不停 （尽管轮胎全瘪了），直到进入友好的领土，助 手们才把车停下把备用胎换上。离开耶路撒冷之后5小时，他们到达了特拉维夫市凯特·丹旅馆。
他们的机票是美国环球公司“星座式”飞机经雅典和罗马到巴黎，每周一班的最后几次飞行中的一次。所谓最后，是由于3个月后英国将停止托管巴勒斯坦，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不安定，美国环球公司已经宣布它不再飞往特拉维夫了。为了把西普斯搬弄上从特拉维夫到巴黎的飞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耶路撒冷订机票时，并没有提到硬毛猎犬，对他们来说是理直气壮，但美国环球公司在特拉维夫的人，会不会让这样大的一只狗在客舱里和他们一起飞行呢？ （这架飞机的行李舱是没有增压设备的）在飞机从孟买飞来以及离开这里到雅典之前，有两个晚上他们让“西普斯先生”在他们房间里，睡在一个大的棕色行李袋里，头伸出来。克莱瑞丝从市中心环球航空公司办事处，拿了一大把环球航空公司的行李牌，又在行李袋上缝了几个这种硬纸板做的行李牌。
他们扔掉了所有穿破了的衣服。所以，他们除了手提行李和“西普斯先生”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当他们到达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行李，纽曼的胳膊下挟着装狗的行李袋，它的头伸在外面，当班的阿拉伯籍雇员把他们拦住。
“他们不能把狗带进客舱！”
“喂！”纽曼回答：“我们用这个环球航空公司的‘狗飞行袋’，带着它世界上那儿没去过。我们刚刚和它一起从中国到这儿来，你看我们的护照，它仅40磅重，比两位旅客行李的限量还少20磅。”
环球航空公司的雇员检查了他们的护照，看到许多签证。他根本就没想到他们经过所有这些国家可能根本没有坐过飞机。他让他们过去了，还说：“环球航空公司‘狗飞行袋’的规定一定是新颁布的，他还没有听说过。”他表示歉意，并在机票的行李重量栏下写着“（1）40磅，硬毛猎犬”。
到空中后，他们把狗从袋中放了出来，乘客们和驯服的西普斯玩了起来。
在罗马机场，当飞机在滑行进站时，克莱瑞丝问纽曼是否去过这伟大的城市。他没去过。既然如此，何不留下来，再乘下周飞机到巴黎，至于这只狗，罗马机场会有美籍环球航空公司经理，他定会比特拉维夫的那家伙更通情达理，他响应她的提议。
无论如何他们就这么干了。他们走下飞机的舷梯，西普斯躲在纽曼挟在胳臂下面的行李袋里。在第一流的“罗马”旅馆里他们找好了房间，并且在黑色大理石浴盆里给西普斯洗了个澡，他们把狗用皮带拴着，带着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漫步，多美好的一周啊！当他们在梵蒂冈大教堂内浏览时，一位瑞士卫兵照顾西普斯，他们出来时，西普斯刚刚吃完卫兵给它的三明治。他们还去了罗马圆形剧场和安伯托国王的巨型纪念碑。不管到哪儿，西普斯总是跟随左右，意大利人很喜欢它。
从罗马出发的关键时刻到了。来自环球航空公司驻机场的美国经理的麻烦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这样不行……等等……等等”。
“凭什么？我们带着这条狗已同游了许多国家了，而且刚从特拉维夫搭机过来，……你看机票！”
这位环球航空公司的美国职员看了看，的确是那样写的，行李重量：
（1）40磅，硬毛猎犬。“请原谅”，美国人道歉说：“我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这种狗飞行袋。”
纽曼夫妻和“西普斯先生”又进入了蔚蓝的天空，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罗马到了巴黎。
在巴黎，狗跟他们住在一起，坐在街道两侧餐厅的桌子下面，参观了星形广场和埃菲尔铁塔的塔顶。西普斯在一家叫帕姆·帕姆的美国餐馆庆祝了它两岁的生日。在那儿，穿着洁白无瑕的工作服，戴着高帽子的法国厨师，当着一群鼓掌欢迎的顾客们，在餐厅中间的地板上给它端上了一碗浓汤。
他们从巴黎飞到纽约的钱不够了。乘船要便宜得多。他们订了法国De Grasse船的舱位，从法国在大西洋的哈弗尔港到纽约。从他们住的旅馆到巴黎中心开往码头的火车站，尽管预留了足足2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差点错过了到哈弗尔的火车。1948年初，巴黎为数不多的出租车，而且好像每辆都有了顾客。为了吸引任何过往车辆让他们乘坐，他们站在便道上，拼命挥舞着他们旅途中剩下的全部外国货币。一辆满载木桶的啤酒卡车停了下来，当纽曼把西普斯举到啤酒桶上，并急忙跟着爬上车去时，克莱瑞丝迅速地爬到了前面司机和助手之间。当卡车在巴黎挂得不太高的交通灯下飞快行驶时，他们不得不尽量地把头往下缩。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车站售票口跑到了火车站的月台。只差几秒钟就没赶上和船联运的火车。
一登上De Grasse船，在12天的海上航行中，除了每天两次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外，“西普斯先生”就待在船上厨师隔壁的狗窝里。3月暴风雨季节的大西洋，一路是惊涛骇浪，船在巨浪中颠簸，就像在两年半以前乘运兵船从印度回到美国时一样，纽曼又晕船了……
在纽约移民局的官员想留下西普斯做6个月的入境狗的隔离检疫，但是他们有一份上海领事馆发的狂犬病证书，除狗和兽医院的名称外，全部用中文印刷，盖有奇特的红印章和印花税。他们以这份文件说服了官员——当然他看不懂，声明该狗可不经检疫就进美国。
他们又回到了美国，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中央火车站，但他们又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西普斯先生”竟然在纽约的出租汽车上晕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