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的发达，人口不断地繁殖、增长，因此，氏族不得不分化为另一支族，同时母系氏族逐渐转变为父系氏族，这样从母亲的姓逐渐转变为父亲的姓，即由母系转变为父系。夏商周史称三代，由于等级的分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父家长为首包括父母、妻妾、儿女以及家内奴隶在内的宗族制度也逐渐形成。

　　姓，凡是氏族成员都是共有的，而氏是姓的分支，为富有的贵族阶级所特有，非一般氏族成员所有。宋郑樵《通志序》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目“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与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郑樵以当时少数民族作比较，说明“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是很正确的，可惜他没有谈到姓是每个氏族成员所共有的。又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时，有的子孙从父系为姓，有的子孙从母系为姓，故《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子富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十四人，为于二姓”这一段记载。反映了由母系到父系的转变情形。如黄帝子二十五人，只二人同姓。从异姓中有的是甥舅关系。这就是说，从父系则为父子，从母系则为甥舅。“凡黄帝之子而十五宗”，可能“宗”即宗族，但黄帝之时是否已有宗族，尚待考核。不过商周时代已有宗族母系世谱，这是不成间题的。春秋时期，宗族制度普遍形成。《左传》鲁隐公八年（前715）记载：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氏旧误作溢，今依顾炎武校正），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我们现在解释如次：“建德”，犹言建姓。因生以赐姓，就是根据所生而得姓，如依母亲为姓，依父亲为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里首先指出，氏是怎样产生的。就是说，有了诸侯封土建国制度就有了氏。如鲁国始封周公伯禽，燕国始封召公奭，齐国始封吕公极，第一个诸侯往往称日“某公”，其后公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这都是爵位的称号，因为太普遍了，容易紊淆，于是公子、公孙之后加一氏名。此外还有“以官为氏”、“以邑为氏”等等。

　　下面我们略举其例：

　　（1）以字为氏如无骇为鲁国的执政大臣。祖父（公子辇）请求给他也取一个氏名和族名。鲁隐公问众仲的意见众仲说了上引隐公八嶙年的一番话之后，鲁隐公便命令说：“无骇的祖父是公子展，父亲是公孙夷伯，那么，无骇之后以展为氏。”这就是诸侯以字为氏的根据。又如郑国公孙侨，字子产，因他的父亲为子国，子产曾经以国为氏，但是他常以公子侨为名，字子产流行于郑，而很少称国氏。

　　春秋时以公子、公孙为名者还很流行，并不都改为字，如宋公孙嘉字孔父，楚成嘉字子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公子平字子丰。鲁公子庆父字仲，公子叔牙字叔，公子季友宇季。古人以王父（祖父）字为氏，故以后称为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伯、仲、叔、季是兄弟的排行，犹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齐鲁习惯亦称老大为孟，故称大姑娘为孟姜、孟姬。

　　（2）以官为氏古代爵位官职都是世袭的，如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其后以师、傅、保为氏。又如司徒（土）、司马、司空（工），其后以司徒、司马、司空为氏。此外如史、巫、卜等职官，后来以史、巫、卜为氏。我国秦汉以后姓氏逐渐紊淆，因此许多古代的氏又称为姓了。如《史记》这样着名的历史着作常常有“姓某氏”的话，终究是姓呢还是氏呢，使读者迷惑不解。

　　（3）以邑为氏邑为城邑、采邑。古代贵族常常聚族而居，数代数十代不迁，子孙紧殖，但是他们仍然不忘记他们的原籍原族。以邑为氏也就是以族为氏。如鲁庄公公子遂，字襄仲，因居鲁国东门，称为东门襄仲，其子孙遂以东门为氏。又战国时东郭先生，就是以东门为氏了吧。此外还有西门氏、南郭氏，也都类此。

　　（4）女子称姓与字氏族社会时，男女都从母亲之姓为姓，可以说，姓本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其后由母系转入父系，女子出嫁，仍系女姓，以与男系相区别，所谓“男女辨姓”、“同姓不婚”，自西周到近代还保持着。

　　西周男女通婚，女子不但有自己的姓，而且有字。王国维作《女字说》（《观堂集林》卷三），举媵器铭文证明女子称姓和字。她们称为“某母”，犹男子称“某父”相同。他说：“盖男子之美称莫过于父，女子之美称莫过于母。”秦汉以后，女子以丈夫之姓为姓，而以己姓为氏，又只称名而不称字，这种情形实际反映我国“男尊女卑”思想观念之一大转变。

　　氏为姓的分支，因此姓与氏在意义上有继承关系。如宋孔氏宗族。《说文》：“孔，通也，从乞乙。乙，请子之候鸟也。”乙实际就是燕子，亦即凤皇，为宋、商的图腾。孔好一声之转，因此子姓亦即燕卵。由此可证姓与氏在意义上保留着继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