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墨与老子李聃学派不同，但都以拥护和平、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如孔子主张仁爱，墨子主张兼爱，虽然理论不同，但目的还是相同的。老庄主张回归自然，归朴返真，小国寡民，也都为了维护和平稳定社会秩序。但是战国时期儒墨和法家的思想立场绝对相反。
我们在姓氏的起源中已经说过：德的本义是“生”，因此金文中“百姓”均作“百生”，人生亦即人性，生命亦即性命。这里无须重复，但是应该指出儒法的不同就是从德的意义上不同而发生的。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第一句话，孔子明白标出，德是治国的根本。第二句话，孔子以政刑并称和德礼并称。治国家以政治刑罚与以德礼，其效果显然不同。前者只是“民免而无耻”，后者则有耻且格”（格，正也）。
孔子这一思想实际是接受周公的“明德慎罚”这一思想而来。周公在《尚书·无逸》篇再三叮嘱康叔治卫应该以“明德”为主，刑罚为次。必不得已才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譬如殷人好饮酒，以致犯法，应注重教育，不可用刑，周人官民饮酒，应处以重罪等等。“慎罚”也就是“中罚”、“中刑”，就是适中的意思孔子在《论语·子路》篇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里的“名”是名义、名分的意思。因为上古时代贵族的名字表示其身份，爵位，故引申之为名义、名分。也就是下面所说的政治礼乐、以致刑罚。由于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利罚也失去作用，所以孔子认为应该从“正名”开始。
战国时期韩非、商鞅等法家源出道家（《韩非子》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但韩非往往“反其道而用之”。例如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而韩非主张“以法治国”，老子则反对战争，“惟兵不样”；老庄却主张“返于自然”，不但反对法，面且反对德，如《道德经》（第33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里暂时不讲道、法，而讲儒法的道德观。韩非在《两柄》篇说：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德与刑，韩非以剑的两刃为比喻，他显然以刑为重要，其次才是德。不但这样，刑与德都是政治手段，故“杀戮”与“庆赏”相对而言。他接着解释说：“由人臣者，畏诛罚而利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这就是说，做臣子的都怕用刑罚而喜欢表扬赏赐，这是人性之常，做君主的应该利用杀戮和庆赏的手段以治理臣民。法家韩非把刑德作为手段，而儒家孔孟以道德为人生目的。商鞅在《商君书》里说得更为露骨：凡明君之治，任其力，不任其德。（《错法》）力，就是武力和战争。就是说，要用武力，战争统一大下，而不是德，如孔子所说那样。他又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锐民》）就是说，由刑罚而产生战争，由战争而能强大，由强大而产生权力，由权力而产生威德。故此总结说：道德是由刑罚而产生的。这恰好与周孔的德刑思想相反。
周孔认为德性是善的，表现于行为而产生道德，而法家认为“德生于刑”。故周孔以德治国，而法家以“法治国”。战国时期儒法并没有直接展开论战，但是孟子的性善说实际却是针对法家韩非商鞅以及兵法家而发的。孟子把矛头针对墨家的“兼爱”说是错误的。荀子由于主张性恶，故重视法，但他又觉得“徒法不能自行”，因此不忽略人的主观作用。人的作用即是人性的表现，因此他并不否认德治的思想。
战国后期还有名辨家惠施和公孙龙。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他们常常互相诘难，为了驳倒对方，因此也很注重语言的逻辑性，从而促使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甚至辩证法的发展。名就是哲学所谓概念，它可以脱离事物的本质而专从形状大孝丑美、颜色、是非、善恶、贫富等作抽象的分析讨论，因此又陷人了唯心论的诡辩论。现在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巫师们流传下来的性命哲学—周易。
《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不但一语道破《易》的秘密，而且为德的本义即生育、生殖、生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周易讲天地、阴阳、乾坤、男女、春夏秋冬以至五行都无不由男女之性演绎而来。虽然它包含着许多隐语、咒辞，以及巫术，带有原始的宗教，但它曾经支配着我国的生命哲学、人生（性）哲学，与近人所讲的姓名学。东汉班固的《通德论》解释“百姓”一词说：“姓所有百者何？古者圣人观律定姓，以纪族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微、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故姓有百也。显然，班固的“百姓”说是受到阴阳五行的思想而产生的。
最后让我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儒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恩格斯说“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最好证明。因此姓名就是性命、生命，它正与饮食、服饰、住房（建筑）一样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恩格斯此书，表明他是根据路易斯·亨·摩尔根（H。l。Morgan）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的理论而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