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顺民》记载了汤祷雨于社的故事：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敏，使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析福于上帝。

　　这个故事并见于《尚书大传》、《淮南子》、《尸于》、《说苑》等书。虽然记载较晚，但是必定传说自殷商时代。商代人早已认识到，雨和农业收成关系至为密切，久早和久雨，都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甲骨文中屡见“求雨”和“宁雨”之辞，就反映了殷商统治者为天旱求雨和为涝灾求晴的活动。对这种活动，至少在商代早期，不能完全看作虚情假意的表演，实际上是父家长家族的家长必须履行的职责。父家长对家族成员不仅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有义务团结扶助家族成员，有责任领导家族成员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除了具有父家长的祟高地位外，还在于他掌握着当时的原始宗教和巫术。

　　殷商时期，在国家之下还普遍存在着家族公社的组织。商汤作为国王不过是这些公社的统一体的最高所有者，是这些公社的最高父家长。他在久旱之后向上帝求雨，甚至不惜“以身为牺牲”，正是“公社之父”领导生产活动的具体表现。只是把商汤看作父家长，才能理解他何以愿意替“万夫”承担“罪过”。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应该说是真实的。

　　在世界各民族中，父家长兼巫师的，不乏事例，商汤在祷雨时“剪其发，磨其手”，就是一种替身的巫术法。《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突，及禽兽。”这段记载，也许目的是在表扬汤的仁政吧，但实际上仍是他的巫术活动而已。

　　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汤祷于桑林之社。就是祷雨于先妣上帝和图腾（求雨止雨都祷子先妣。

　　《春秋繁露》中有《止雨》和《祷雨》篇。其《止雨》篇中，据《论衡》似有祭女炯之一法，今本脱之。），实际上也是他的招致云雨的一种巫术活动。不过他毕竟已由父家长而变为国王了，他是不能以“身为牺牲”的，所以后来终于以焚巫暴巫的方法代替了王的“身为牺牲”。烄字甲骨文也作炇，交或文都像人正立之形，烄字为人立在火上，表示焚人。在文献里掩郊是一种祭祀天地山川和上帝的大礼，有人怀疑烄不是褅郊之郊，理或然也。但是，我在下文将要谈到桑林之舞就是褅礼，因此，烄炇也未尝不可能是郊礼。

　　更应注意的，上引卜辞好、婶等字都从女作，因此她们必定是女性，而且可能就是女巫。《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袝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郑之有桑山，正像鄘之有桑田，卫之有桑中〔亦作桑间）一样。使屠击、祝款、竖袝有事于桑山，他们大概也是巫现，但不一定是女巫吧。为什么求雨必须于桑林（桑山也是桑林）之社，这里一定是有道理的（下详）。

　　《太平御览》卷十及八三二引《庄子》云：“昔宋景公时大早，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宋毕竟是殷商的后人，所以他们还保留着这一种求雨的习惯。不过宋景公只有这一点意思，尚未实现，却已下大雨了，这样才算免掉了以巫……为牺牲的野蛮方法。又《说苑》记载：“齐大旱……今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这个故事与前故事大同小异，而且都是景公，因此我怀疑可能是同属一事的传讹。但是焚巫暴巫毕竟是太野蛮了吧。春秋以后，人们已渐渐对它反对，或废而不用。如鲁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早，公欲焚巫觋，而遭到臧文仲的反对。他说：非备旱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稽、劝分。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

　　又《礼记·檀弓》下记载：岁旱，穆子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人……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焉。”“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疏乎？”这也是指斥暴巫焚巫是不明智的行为。

　　总之，汤祷雨的故事，本来只说明氏族社会以来父家长的一种职贵和身份，后来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最后（春秋以后）终于废弃不用。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理智故胜了愚昧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