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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宇，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 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牲醴诘陈慈善会川流归故国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白衣万人绿波千顷夏饲供祭礼青岛一束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壮志未酬遽尔先归地府阳居昆仲致诚奉祝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杨惠明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李国伟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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