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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收集的是去年复员以来写的一些文章,第一篇《动乱时代》,第二篇《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和末一篇《日常生活的诗》是在成都写的,别的十九篇都是回到北平之后写的。
其中从《什么是文学?》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七篇,原是北平《新生报》的《语言与文学》副刊上的“周话”,没有题目,题目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才加上去。这《语言与文学》副刊,每周一出,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主编的,我原定每期写一段儿关于文学和语言的杂话,叫做“周话”。
写了四回,就觉得忙不过来,于是休息一周;等到第二次该休息的时候,索性请了长假,不写了。该是八篇,第一篇实际上是发刊词,没有收在这里。本书收的文章很杂,评论,杂记,书评,书序都有,大部分也许可以算是杂文罢,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
抗战期中也写过这种短文,起先讨论语文的意义,想写成一部《语文影》,后来讨论生活的片段,又想写成一部《人生一角》,但是都只写了三五篇就搁了笔。叶圣陶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闻一多先生也和我说过那些讨论生活片段的文章,作法有些像诗。我那时写这种短文,的确很用心在节省字句上。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特别是那几篇“周话”,差不多都是在百忙里逼着赶出来的。还有《论诵读》那篇,写好了寄给沈从文先生,隔了几天他写信来说稿子好像未完,让我去看看。我去看,发见缺了末半页。沈先生当天就要发稿,让我在他书房里补写那半页,说写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饭。这更是逼着赶了。等我写完,却在沈先生的窗台上发见那缺了的末半页!沈先生笑着抱歉说,“真折磨了你!”
但是补稿居然比原稿详明些,我就用了补稿。可见逼着赶虽然折磨人,也能训练人。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些效验的。
这本书取名《标准与尺度》,因为书里有一篇《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而别的文章,不管论文,论事,论人,论书,也都关涉着标准与尺度。但是这里只是讨论一些旧的标准和新的尺度而已,决非自命在立标准,定尺度。说起《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这篇文,那“标准与尺度”的意念是从叫做《种种标准》(Standards)一本小书来的。我偶然从一位同事的书桌上抓了这本书来读,这是美国勃朗耐尔(W.C.Brownell)作的,一九二五年出版。书里分别的用着“尺度”(Criteria)和“标准”两个词,启发了我,并且给了我自己的这本小书的名字。这也算是“无巧不成书”了。
谢谢原来登载这些短文的刊物,我将这些刊物的名字分别的记在每篇篇尾。谢谢文光书店的陆梦生先生,他肯在这纸荒工贵的时候印出这本书!
朱自清,1947年12月,北平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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