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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各报有中央社讯一节: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就三十馀年来国语教育推行情形,对记者谈:民国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鉴于新文化运动语体文亟须提倡,即开始组织国语推行机构。国语之推行,实际甚为简单,而教育行政负责者不予协助,以致困难重重,国语推行运动似已呈藕断丝连之态。实则国语推行,即在厉行注音符号。赞助有力之国语推行运动者,多为文学方面人物。
我国尚无专门从事语文办理国语教育者。现在国语推行人士皆在四十岁以上,后继者寥寥。政府应切实注意之,否则台湾之国语推行,今后十年的工作干部就成问题。
魏先生这一节简短的谈话,充分的叙述了冷落的国语推行的现状。
魏先生说的三十年来的国语教育,是专就民国成立以来说的。若是追溯渊源应该从清末说起。那时的字母运动和白话运动是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摇篮。那时的目标是开通民智。字母运动是用拼音字母替代汉字,让一般不识字的民众容易学,容易用。白话运动是编印白话书报给一般识得一些汉字的民众看,让他们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前者是清除文盲,后者专开通民智,自然,清除文盲也为的开通民智,那时也印行了好些字母拼音的读物。这两种运动都以一般未受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民众为对象,字母和白话都只是为他们的方便,并非根本的改革文字。那时所谓上等人还是用着汉字和文言,认为当然。再说这两种运动都不曾强调读音的统一;他们注重的只是识字和阅读。
民国以来的国语运动可大大的不同。他们首先注重国音的统一,制出了注音字母,现在改称“注音符号”,后来又将北平话定为标准语。新文学运动接着“五四”运动,这才强调国语体文,将小学和初中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后来又有废除汉字运动,又制出了国语罗马字,就是注音符号第二式,现在改称“译音符号”。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标准语,国语科,都是教育部定的。究竟是民国了,这种国语运动不再分别上等人和下层民众,总算国民待遇,一视同仁。三十年来语体文的发展蒸蒸日上,成绩最好。魏先生说“赞助有力之国语推行运动者,多为文学方面人物”,大概就是偏重语体文的成绩一项而言。其次是注音符号第一式的施用,也在相当的进展。早年有过一个国语讲习所,讲习的主要就是北平话和注音字母。这字母也曾用来印过《国音字典》、《字汇》和一些书报。抗战前并已有了注音汉字和注音汉字印的小学教科书。抗战后印刷条件艰难,注音汉字的教科书办不到了,但还有注音小报在后方继续的苦撑着。
《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以及别的字典里除用第一式符号外,兼用第二式注音。但是第二式制定得晚,又不能配合汉字的形体,所以施用的机会少得多。加上带有政治性的拉丁化或新文字运动,使教育当局有了戒心,他们只将这第二式干搁着,后来才改为“译音符号”,限于译音用;注音字母也早改为“符号”,专作注音用。这些都是表示反对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一方面拉丁化运动者,却称国语罗马字和注音字母所表示的国语为“官僚国语”。本来定一个地方的话为标准语,反对的就不少;他们主张以普通话为标准语。第一次的《国音字典》里的国音就是照这个标准定的。后来才改用北平话,以为这才是自然的标准,不是勉强凑合的普通话。改定以后反对的还是很多。江浙人总说国语没有入声,那几个卷舌音也徒然教孩子们吃苦头。抗战后到了西南,西南的中小学里教学注音符号的似乎极少。我曾参加过成都市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讲过一回注音符号,听众似乎全不接头,并且毫无兴趣。这大概是注音符号还没有经教育当局推行到四川的原故。一方面西南官话跟北平也近些,说起来够清楚的,他们也不忙学国语。再说北平话定作标准语是在北平建都时代。首都改到南京以后,大家似乎忙着别的,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上。将来若注意到了,会不会像目下讨论建都问题这样热烈的争执呢?这是很难预测的。
我个人倒是赞成国语有一个自然的标准。自己是苏北人,却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一来因为北平是文化城,二来因为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三来因为北平话已经作为标准语多年,虽然还没有“俗成”,“约定”总算“约定”的了。标准语只是标准,“蓝青官话”也罢,“二八京腔”也罢,只要向着这个标准走就成。特别是孩子们向着这个标准走就成。以后交通应该越来越便利,孩子们听国语的机会多,学起来不会难。成人自然难些,但是有个自然的标准,总比那形形色色的或只在字典里而并不上口的普通话好捉摸些。就算是国音乡调,甚至乡音国调,也总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些。因此我赞成北平师范学院这回设国语专修科,多培植些“专门从事语文办理国语教育”的人才。这些人该能说纯粹的国语,还得有文学的修养,这才能成为活的自然的标准。他们将来散到各地去服务,标准语就更不难学习了。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该快些恢复注音汉字的教科书,如能多有注音汉字的书报更好。
废除汉字在日本还很困难,在中国恐怕更难。我所以主张先行施用注音汉字。联合国文教会议这回建议“全世界联合清除文盲”,我们的国语教育也该以清除文盲为首务。现在讲清除文盲,跟清末讲开通民智态度不同,但需要还是一样迫切,也许更迫切些。清除文盲要教他们容易识字,注音汉字该可以帮忙他们识字。说起识字,又来了一个问题,也在国语教育项下。标准语得有标准音,还得有标准字。这些年注意国民教育的人,有些在研究汉字的基本字汇。战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庄泽宣先生编辑的《基本字汇》,综合九家研究的结果,共五千二百六十九字。
照最近陆殿扬先生发表的意见(《文讯》新六号,《关于字汇问题》),“宜以二千五百字为度”。这种基本字汇将常用的汉字统计出来,减轻学习的负担,自然很好。但是统计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单字,还该注意单字合成的词汇,才能切用。有了这种基本字汇,还得注意字形的划一,这就是陆先生所谓标准字。
陆先生指出汉字形体的分歧和重复,妨害学习很大。这种分歧和重复如任其自然演变,就会越来越多,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前历代常要规定正体字,教人民遵用;应国家考试的如不遵用,就是犯规,往往因此不准参加考试。这倒不是妄作威福,而是为了公众的方便,也就是所谓“约定俗成”。记得魏建功先生在教育部召集的一个会议里曾经建议整理汉字形体,搜罗所有汉字的各种形体,编辑成书,同时定出各个汉字的通用形体,也就是标准字。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工作,需要相当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一时不容易着手。也许还得先有些简易的办法来应急,这种得“专门从事语文”的人共同研究才成。还有,王了一先生也曾强调标准汉字,虽然他没有提出“标准字”这名称。陆先生是主张“整理国字,使之合理化,科学化,统一化,正确化,非从速厘订标准字不可”。有了标准字和基本字汇相辅而行,汉字的学习该比从前减少困难很多,清除文盲才可以加速的进展。同时还得根据标准字的基本字汇编辑国民读物,供一般应用。这种读物似乎不一定要用旧形式,只要浅近清楚就好。目下一般小店员和工人读报的已不少,报纸的文体大部分不是旧形式,他们也能够并且有兴趣的念下去。他们,尤其是年轻的,也愿意学些新花样,并不是一味恋着老古董的。
北平《时报》,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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