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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
(开明书店版)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但是抗战结束后我们才见到前一部书和后一部书的下册,所以还算是新书。
《语文通论》收集关于语文的文章九篇,著者当作《学文示例》的序。《学文示例》虽然题为“大学国文教本”,却与一般国文教本大不相同。前一部书里讨论到中国语文的特性和演变,对于现阶段的白话诗文的发展关系很大,后一部书虽然未必是适用的教本,却也是很有用的参考书。
《语文通论》里《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中国文字型与语言型的文学之演变》,《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新诗的前途》,这四篇是中心。《文笔再辨》分析“六朝”时代的文学的意念,精详确切,但是和现阶段的发展关系比较少。这里讨论,以那中心的四篇为主。郭先生的课题可以说有三个。一是语词,二是文体,三是音节。语词包括单音词和连语。郭先生“觉得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初无一定,这即是我们所谓弹性作用”(二面)。他分“语词伸缩”,“语词分合”,“语词变化”,“语词颠倒”四项,举例证明这种弹性作用。那些例子丰富而显明,足够证明他的理论。笔者尤其注意所谓“单音语词演化为复音的倾向”(四面)。
笔者觉得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先有单音词,后来才一部分“演化为复音”,商朝的卜辞里绝少连语,可以为证。
但是这种复音化的倾向开始很早,卜辞里连语虽然不多,却已经有“往来”一类连语或词。《诗经》里更有了大量的叠字词与双声叠韵词。连语似乎以叠字与双声叠韵为最多,和六书里以形声字为最多相似。笔者颇疑心双声叠韵词本来只是单音词的延长。声的延长成为双声,如《说文》只有“……”字,后来却成为“蟋蟀”;韵的延长成为叠韵,如“消摇”,也许本来只说“消”一个音。书中所举的“玄黄”、“犹与”等双声连语可以自由分用(二三面),似乎就是从这种情形来的。
但是复音化的语词似乎限于物名和形况字,这些我们现在称为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还有后世的代词和联结词(词类名称,用王了一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里所定的)。别的如动词等,却很少复音化的。这个现象的原因还待研究,但是已经可以见出中国语还是单音为主。本书说“复音语词以二字连缀者为最多,其次则三字四字”(三面)。双声叠韵词就都是“二字连缀”的。三字连缀似乎该以上一下二为通例。书中举《离骚》的“忳郁邑余侘傺兮”,并指出“忳与郁邑同义”(一八面),正是这种通例。这种复音语词《楚辞》里才见,也最多,似乎原是楚语。后来五七言诗里常用它。我们现在的口语里也还用着它,如“乱哄哄”之类。四字连缀以上二下二为主,书里举的马融的《长笛赋》“安翔骀荡,从容阐缓”等,虽然都是两个连语合成,但是这些合成的连语,意义都相近或相同,合成之后差不多成了一个连语。书里指出“辞赋中颇多此种手法”(二○面),笔者颇疑心这是辞赋家在用着当时口语。现代口语里也还有跟这些相近的,如“死乞白赖”、“慢条斯理”之类。不过就整个中国语看,究竟是单音为主,二音连语为辅,三四音的语词只是点缀罢了。
郭先生将中国文体分为三个典型,就是“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六六面)。他根据文体的典型的演变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春秋”以前为诗乐时代,“这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时代”。文字“组织不必尽同于口头的语言”,却还是经过改造的口语;“虽与习常所说的不必尽同,然仍是人人所共晓的语言”。这时代的文学是“近于语言型的文学”(六八至六九面)。古代言文的分合,主张不一;这里说的似乎最近情理。“战国”至两汉为辞赋时代,这是“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字型演进的时代,同时也可称是语言文字分离的时代”。郭先生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因为是语文变化最显著的时代。此种变化,分为两途:其一,是本于以前寡其词协其音,改造语言的倾向以逐渐进行,终于发见单音文字的特点,于是在文学中发挥文字之特长,以完成辞赋的体制,使文学逐渐走上文字型的途径;于是始与语言型的文学不相一致。其又一,是借统一文字以统一语言,易言之,即借古语以统一今语,于是其结果成为以古语为文辞,而语体与文言遂趋于分途。前一种确定所谓骈文的体制,以司马相如的功绩为多;后一种又确定所谓古文的体制,以司马迁的功绩为多。(六九至七○面)“以古语为文辞,即所谓文字化的语言型”(七一面)。这里指出两路的变化,的确是极扼要的。魏晋南北朝是骈文时代,“这才是充分发挥文字特点的时代”,“是以文字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七二面)。
“文字型的文学既演进到极端,于是起一个反动而成为古文时代”,隋唐至北宋为古文时代。书中说这是“托古的革新”。“古文古诗是准语体的文学,与骈文律诗之纯粹利用文字的特点者不同”。南宋至现代为语体时代,“充分发挥语言的特点”,“语录体的流行,小说戏曲的发展,都在这一个时代,甚至方言的文学亦以此时为盛。”这“也可说是文学以语言为工具而演进的时代”(七三至七四面)。语体时代从南宋算起,确是郭先生的特见。他觉得:有些文学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每忽视小说与戏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话文方面者,又抹煞了辞赋与骈文的价值。前者之误,在以文言的馀波为主潮;后者之误,又在强以白话的伏流为主潮。(七四面)这是公道的评论。他又说“中国文学的遗产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辞赋与骈文),不得仅以文字的游戏视之”,而“现在的白话文过度的欧化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至少也应带些土气息,合些大众的脾胃”。他要白话文“做到不是哑巴的文学”(七五面)。书中不止一回提到这两点,很是强调,归结可以说是在音节的课题上。他以为“运用音节的词,又可以限制句式之过度欧化”(一一二面),这样“才能使白话文显其应用性”(一一七面)。他希望白话文“早从文艺的路走上应用的路”,“代替文言文应用的能力”,并“顾到通俗教育之推行”(八九面)。笔者也愿意强调白话文“走上应用的路”。
但是郭先生在本书自序的末了说: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那么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自序》四面)这篇序写在三十年。照现在的趋势看,白话文似乎已经减少了欧化而趋向口语,就是郭先生说的“活语言”,“真语言”(一○九面),文言的成分是少而又少了。那么,这种辨别雅俗的三分法,似乎是并不需要的。
郭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的音乐性”,同意一般人的见解,以为欧化的白话文是“哑巴文学”。他对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是确有所见的。书中指出古人作文不知道标点分段,所以只有在音节上求得句读和段落的分明;骈文和古文甚至戏剧里的道白和语录都如此,骈文的匀整和对偶,古文句子的短,主要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这种句读和段落的分明,是从诵读中觉出(三八至三九面,又《自序》二至三面)。但是照晋朝以来的记载,如《世说新语》等,我们知道诵读又是一种享受,是代替唱歌的。郭先生虽没有明说,虽然也分到这种情感。他在本书自序里主张“于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而音节也正所以为气势之助”(三面),这就是“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书中称赞小品散文,不反对所谓“语录体”,正因为“文言白话无所不可”(一○四至一○八面),又主张白话诗“容纳旧诗词而仍成新格”(一三二面),都是所谓“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但是小品文和语录体都过去了,白话诗白话文也已经不是“哑巴文学”了。自序中说“于白话取其气势”,在笔者看来,气势不是别的,就是音节,不过不是骈文的铿锵和古文的吞吐作态罢了。朗诵的发展使我们认识白话的音节,并且渐渐知道如何将音节和意义配合起来,达成完整的表现。现在的青年代已经能够直接从自己唱和大家唱里享受音乐,他们将音乐和语言分开,让语言更能尽它的职责,这是一种进步。至于文言,如书中说的,骈文“难懂”,古文“只适宜于表达简单的意义”(三九面);“在通篇的组织上,又自有比较固定的方法,遂也不易容纳复杂的思想”(《自序》三面)。而古诗可以用古文做标准,律诗可以用骈文做标准。那么,文言的终于被扬弃,恐怕也是必然的罢。
《语文通论》里有一篇道地的《学文示例·序》,说这部书“以技巧训练为主而以思想训练为辅”,“重在文学之训练”,兼选文言和白话,散文和韵文,“其编制以例为纲而不以体分类”,“示人以行文之变化”(一四五至一四九面)。全书共分五例:一、评改例,分摘谬、修正二目,其要在去文章之病……二、拟袭例,分摹拟、借袭二目,摹拟重在规范体貌,借袭重在点窜成言,故又为根据旧作以成新制之例。三、变翻例,分译辞、翻体二目,或……译古语,或……括成文,这又是改变旧作以成新制之例。四、申驳例,分续广、驳难二目,续广以申前文未尽之意,驳难以正昔人未惬之见,这又重在立意方面,是补正旧作以成新制之例。五、熔裁例,此则为学文最后工夫,是摹拟而异其形迹,出因袭而自生变化,或同一题材而异其结构,或异其题材而合其神情,……这又是比较旧作以启迪新知之例。(一四九至一五○面)郭先生编《学文示例》这部书,搜采的范围很博,选择的作品很精,类列的体例很严,值得我们佩服。书中白话的例极少,这是限于现有的材料,倒不是郭先生一定要偏重文言;不过结果却成了以训练文言为主。所选的例子大多数出于大家和名家之手,精诚然是精,可是给一般大学生“示例”,要他们从这里学习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难了。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乐意学习这种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论。不过这部书确是“一种新的编制,新的方法”,如郭先生序里说的。近代陈曾则先生编有《古文比》,选录同体的和同题的作品,并略有评语。这还是“班马异同评”一类书的老套子,不免简单些。战前郑奠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编出《文镜》的目录,同题之外,更分别体制,并加上评改一类,但是也不及本书的完备与变化。这《学文示例》确是一部独创的书。若是用来启发人们对于古文学的欣赏的兴趣,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这是很有用的一部参考书。
《清华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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